孔子以为人可分为五品：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鲁哀公问孔子道：“请问如何行事就算是庸人呢？”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庸人，嘴里说不出有道理的话，心里不知思虑；不理解取舍贤能仁慈的人，把自己拜托给他，让他分担自己的忧困；举动不目标，不晓得该在什么处所停下来；天天都在忙于抉择事物，却不知道什么货色宝贵，盲目随从外物的驱使，却不知自己应当有个什么归宿；放任利欲损害自己的本性，心境日趋败坏。像这样行事的人，就算得上是庸人了。”鲁哀公说：“好。请问如何行事算是士呢？”

　　 孔子回答说：“我所说的士，固然不能穷尽各种道术，但总要有所遵守，虽然不能事事做得尽如人意，但总要能够落实。所以士对于常识并不求多，而是追求所把握的知识到达高深的程度；他们对于言语也不求多，而是寻求使自己讲的话精当；他们还不妄求多做，而是追求用最适当的方法来做事。所以对于他们，知识既然已经获得了，言语既然已经说出来了，行为既然已经产生了，就好像是性命、肌肤不可转变一样。因此，富贵并不足以替他增添什么，卑下也不足以侵害他什么。能够这样行事的人，就称得上是士了。”

　　 于是鲁哀公又问孔子如何行事才算是君子。孔子答复说：“我所说的君子，谈话讲求忠信，但心坎并不以道德出人头地自居；行动讲究仁义，但并不露出自得的脸色；思考问题清楚练达，但言辞并不矛头毕露。这样就让人感到谁都可以比得上他似的，这就算是君子了。”

　　 此后，孔子又向鲁哀公讲了贤人的标准，就是“行为合乎规则，又不认为本性受到压制；语言足认为天下效法，但却能保障自己不为人言所伤；控制着天下的财产，但却没有不义之财；恩情遍布天下，而自己又不必为贫苦所忧愁。能做到这些，就算得上贤人了”。

　　 接着孔子又向鲁哀公讲述了大圣的标准，他说：“我所说的大圣，是灵通大道、有无穷的应变才能，明了万物情性的人。大道，就是借以变更而培养出万物的法令；情性，就是生来如此，难以变换的天性。所以，他要做的，是分辨天地间的万物，他对事物的明察洞悉就比如是日月，他还要像风雨一样普施于万物。他的立场虽说是平温和跟，但他的行为是不可仿效的，就似乎是天的儿子，他的行为是人们不可懂得的，庶民们肤浅，所以不可能意识到他所从事的事件。这样的人，就叫做大圣了。”

　　 孔子对人物的这段品评，最基础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人能不能以及在何种水平上可能识大体。以此为依据，孔子把人分为庸人、士、正人、贤人、大圣五个档次。应该看到，在这些层次之间有精与粗的差异，更有大道与小道的差别。其实，在孔子看来，辨别人的标准与一个人自我涵养的尺度是一致的。孔子建立起这个个别的对人的权衡标准，实际上在于他冀望人们对于人生都有一种感性的自发。

春秋时代，一代名臣百里奚在虞、晋、楚、秦四国的不同遭受就很好地解释了识才方能用才、用才方能兴国的道理。百里奚曾为虞国大夫，但虞国国君不认为他有如许高超，在与晋国作战时，他虽屡谏良策，但虞君不信也不用，致使虞国被晋国所灭，百里奚与国君一起成为晋国的俘虏。晋人也没有发明百里奚是个人才，于是在晋秦缔姻时把他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送往秦国。后来，百里奚流亡时被楚国人捉住做奴隶。秦穆公据说百里奚是个贤才，想用重金去赎，又怕楚国知其身价不给，便下降其身价依照奴隶价钱去赎。他派人到楚用五张羊皮将百里奚赎回。这时，百里奚已年过七十，秦穆公与他泛论三天，发现他确切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任之为国政，号称“五羚大夫”。后来，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举了蹇叔，两人一起为秦穆公竭智努力，为秦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做出了宏大奉献，使秦穆公成为年龄五霸之一。

　　 虞、晋、楚不擅长识才，以致百里奚这样的良才未有机遇露出出来。秦穆公慧眼识才，知人善任，终成霸业。实在，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凡属盛世，必有明君，明君之明，首先在于识人善任。李世民识得并应用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贤相，所以构成了一斗米只值三钱、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平盛世。唐玄宗误识并任用杨国忠、李林甫这样的奸臣，造成“安史之乱”，本人也不得不在尘土飞腾中仓促出逃。用人不同而有如斯大的利弊迥异，阐明了这样一个情理：明君之治，患不知人，明君之德，莫大于知人。

　　 古今时世不同，但“国之兴亡，务在得人”的道理雷同。假如说古代“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那么，今天领导者之德，亦莫大于识才。引导者善于识才用才，各种人才干才尽其用，咱们的古代化建设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因而，人才考核至关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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