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看到某样东西时，很轻易就会产生这一念头：“呀，如果我能拥有它就好了！”我们由此感觉到了有所欠缺。其实，我们更应该经常这样想：“呀，如果我失去了某样东西！”我的意思是：有时候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失去我们所拥有的某样东西时，我们将会怎样看待那失去之物。确实，对我们拥有的东西，都应作如是观：无论是财产、健康、朋友、妻子、孩子、我们所爱的人，抑或马匹、爱犬等等。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失去了某物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的价值。如果读者能够以我在这里推荐的方式看待事物，那么，首先，我们就马上为我们的拥有感到直接的、比以往都更大的喜悦；其次，我们就会采用各种方式防范失去我们的拥有物。这样，我们就不会拿我们的财产开玩笑，不会激怒我们的朋友，不会让忠诚的妻子受到诱惑，不会疏于注意孩子的健康等等。通常，为了使现时灰暗的生活生色明快，我们盘算着种种美妙的可能，凭空想象出形形色色的诱人的希望，而所有这些都孕育着失望。一旦它们被残酷的事实击碎，失望肯定就会接踵而至。如果我们更多地考虑可能出现的种种不利，那对我们反而有好处。因为这样做一来会促使我们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另外，一旦意料之中的不好事情并没有发生，那我们就会得到意外的惊喜。在经历一番忧虑以后，我们难道不是明显地变得更加心情舒畅吗？事实上，经常不时地想象一下那些有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巨大不幸和灾难，这倒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由此可以更加容易承受那随后实际发生的许多轻微的不幸，因为我们可以以这一点安慰自己：那些巨大的不幸毕竟没有发生。但是，在考虑这条规则时，我们却不要忽略了在这之前的那条规则。
在这世界上生存，具备一定的预见能力和宽恕能力合乎我们争取幸福的目的：前者帮助我们避免受到伤害和损失，后者则为我们免除了人事纷争和吵闹。
谁要是生活在人群当中，那他就绝对不应该摒弃任何人——只要这个人是大自然安排和产生的作品，哪怕这个人是个最卑劣、最可笑的人。我们应该把这样一个人视为既成的事实和无法改变：这个人遵循一条永恒的、形而上的规律，只能表现出他的这个样子。如果我们碰到一个糟糕透顶的人，那就要记住这句话：“林子里总少不了一些怪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是不公正的，我们也就等于向这个人发出了生死决斗的挑战。原因在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真实个性，这包括道德气质、认识能力、长相脾气，等等。如果我们完全彻底地谴责一个人的本质，那么，这个人除了把我们视为他的仇敌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因为我们只在这个人必须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与那永远不可改变的他截然不同的人的前提下，才肯承认这个人的生存权利。
为此原因，要在人群当中生存，我们就必须容许别人以既定的自身个性存在，不管这种个性是什么。我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使一个人以本性的内容和特质所允许的方式发挥他的本性，既不应该希望改变，也不可以干脆谴责别人的本性，这就是“生活，也让别人生活”这条格言的含义。这种做法虽然合乎理性，但具体实施却并不容易。谁要是能够一劳永逸地躲开那许许多多的人，那他就是幸福的。
要学会容忍别人，我们不妨先利用死物锻炼我们的耐性。物件由于机械和物理的必然性顽固地妨碍着我们。每天我们都要有这样练习的机会。在这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从这种练习中获得的耐性应用到人的身上了。我们应让自己习惯于这样的看法：别人拂逆我们的心意，妨碍我们的行动，但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严格的、发自他们本性的必然性，这与物体活动所根据的必然性一般无异。所以针对别人的行为发怒，就跟向一块横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石头大发脾气同等的愚蠢。对于许多人，我们最聪明的想法就是：我不准备改变他们，我要利用他们。
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我们不应该向他询问那些令他高兴的赏心乐事，而应该了解那些让他烦恼操心的事情。因为烦扰他的事情越少、越微不足道，那么，他也就生活得越幸福，因为如果微不足道的烦恼都让我们感受得到，那就意味着我们正处于安逸、舒适的状态了——在很不幸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感觉到这些小事情的。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要向生活提出太多的要求，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幸福所依靠的基础就变得太广大了。依靠如此广大的基础才可以建立起来的幸福是很容易倒塌的，因为遭遇变故的机会增多了，而变故无时不在发生。在基础方面，我们幸福的建筑物与楼房建筑物正好相反，后者因其广大的基础而变得牢固。因此，避免重大祸害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考虑到我们的能力、条件尽可能地减低我们对生活的要求。
一般来说，人们最常做的一件大蠢事就是过分地为生活未雨绸缪——无论这种绸缪准备是以何样的方式进行。为将来做详尽的计划首先必须要以得享天年作保证，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可以活至高龄，就算一个人能够享有较长的寿命，但相比订下的计划而言，时间还是太过短暂了，因为实施这些计划总要花费比预计更多的时间。另外，这些计划，一如其他事情，都有太多遭遇阻滞和失败的机会，甚少真能达至成功。最后，就算我们所有的目标都一一实现，我们却忽略考虑了时间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变化。我们当初并不曾想过我们不可能在一生中始终保持创造的能力和享受能力。因此，这样的情形经常都会发生：我们埋头做事，到了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需要了；或者，我们成年累月为某一工作做准备，但这些准备工夫不为人知地消耗了我们的精力，到头来，我们再也无法进行计划中的工作了。所以，经历长年的拼搏，历尽诸多风险，我们终于获得了财富，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不再有能力享受这些财富了。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别人苦干了一场。或者，经过积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如愿爬上了某一职位，但我们却已经无力胜任这一职位的工作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屡见不鲜。这是因为我们所追求的结果来得太晚了。或者，与此相反，我们太迟着手做事情了，也就是说，就我们做出的成就或者贡献而言，时代的趣味已经改变了。新一代的人成长了起来，他们对我们成就的事情不感兴趣；其他的人走了捷径，赶在了我们的前面，种种情形，不一而足。
所有局限和节制都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视线、活动和接触的范围圈子越狭窄，我们就越幸福；范围圈子越大，我们感受的焦虑或者担忧就越多。因为随着这一范围圈子的扩大，我们的愿望；恐惧、担忧也就相应增加。所以，甚至盲人也不是像他们先验显示的那样不幸，这一点可以通过他们的那种柔和、几乎是愉快的宁静表情得到证明。同时，部分地由于这一规律的原因，我们后半生比起前半生更加凄凉痛苦。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关系和目标的范围总是不断伸展。在儿童期，我们的视野只局限于周围的环境和狭窄的关系；到了青年期，视野明显扩大了；进入成人期以后，我们的整个生命轨迹，甚至最遥远的联系、别的国家和民族都被纳入我们的视线之内；在老年期，人们的目光所及包括了后代一辈。所有局限制约——甚至精神方面的——都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原因就在于意欲受到的刺激越少，我们的痛苦也就越少。我们知道，痛苦是肯定的，而幸福则纯粹是否定的。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就能够消除刺激我们意欲的外在动因，而精神上的制约则可以消除内在的动因。不过，精神上的制约却存在这一不足之处：它为人们的百无聊赖敞开了门户，而无聊却是人们无数痛苦的间接根源——人们为了驱赶无聊，会不择手段寻求娱乐、社交、奢华、赌博、酗酒等等，这些给人们带来的只是各式各样的懊丧、不幸以及金钱损失。“人们无事可干的时候难以保持平静。”相比之下，尽可能的外在限制更能增进人们的幸福，这些限制甚至是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这一个例子看得出来：田园诗歌——这些惟一注重描绘人的幸福的诗歌——主要地和一成不变地表现那些在狭窄的环境过着简朴生活的人们。我们在观看那些所谓的风俗画时会感到某种愉悦之情，其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我们生活的关系应该尽可能地简单，甚至单调的生活——只要这不至于产生无聊——都会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少地感觉到生活，并因此更少地感觉到生活的重负，而重负本来就是生活的本质。这样，生活流淌就像一条波澜不兴、旋涡不起的小溪。
如果我们不曾夸张地注重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并因此怀有某种不相称的高傲；而与此同时又清楚知道每一个人心中对他人的惯常想法和评判，那么，我们就不会对他人的侮辱感到怒不可遏－－侮辱其实就是轻视别人的表示。大多数人对于只有些微责备意味的话语都非常敏感，他们的敏感与他们的相熟朋友在背后对他们的议论却形成多么巨大的反差！我们应该时刻记住一般常规的礼貌只是一副张开了笑脸的面具所以，当别人偶尔挪动或者片刻收起他们的面具时，我们可不要大惊小怪。如果一个人表现得相当粗野无礼，那他就等于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赤裸着身子站在人们的面前。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一如大多数人一样，他会暴露出一副可怜、难看的样子。
我们让自己被别人骗去的金钱花费得至为值得，任何其他的金钱花费都无法与之相比，因为用这笔钱，我们直接买回了聪明。
我们不应该驳斥别人的看法，而应该记住：如果试图使一个人放弃他的看法中的种种荒谬之处，那我们就算有玛土撒拉的寿命，也不会完成任务。另外，在与别人谈话时，我们不要试图矫正别人，尽管我们所说的话出于善意；因为冒犯和得罪别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对此作出弥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我们碰巧听到别人说出的荒谬言论开始让我们生气，那我们就要想象这只是一部喜剧中的两个愚人之间的对话。这一事实久经证明：谁来到这一世上，一本正经地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教育人们，那么，如果他能全身而退就已经是万幸的了。
参与建筑一座建筑物的工人，并不会知道这座建筑物的总体规划；或者，他们在心里时刻记住这一规划。同样，一个人在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小时、每一天的时候，等于自己的总体生命进程极其特征也不甚了解。一个人的个性越独特、越具价值和意义，那么，他就越有必要不时地认清自己生命总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和自己的计划，这对他大有好处。为此目的，他当然要踏上“认识自己”的第一步，亦即了解清楚自己的首要和真正的意愿－－这些等于他的幸福而言是至为重要的东西；然后，等于何者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置必须心中有数。同时，他也应该大致上明白自己应该从事何种职业、需要扮演何种角色，以及自己与这一世界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具备非凡的个性，那么，对自己的生命计划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能够比任何一切都更有效地增强自己的勇气，振作、鼓足信心，激励自己行动起来，避免走进弯路。
正如一个旅行者只有在抵达了一处高地以后，才能够回头总体、联贯地看到自己所走过的迂回曲折的道路，同样，只有当我们度过了生命中的一段时间，或者在我们的整体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做事、业绩和创作的作品真正联系起来，包括其中确切的因果关联，甚至才能了解到它们的价值。只要我们仍然置身其中，那我们的行事就只能总是遵循我们那固定不变的性格构成，受着动因的左右和我们能力的制约。由此可见，我们的行事自始至终都有其必然性，我们在每一刻都做着我们在那一刻认为合理和适当的事情。只有事后的结果才让我们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事情的整体回顾才使我们明白事情的如何和为什么。因此，当我们忙于从事伟大的事业或者创作不朽的著作时，自己并不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只是觉得完成这些工作合乎自己当时的目标和打算，它们也就是当时合理的和该做的事情。只有把生命总体联贯起来以后，我们的性格和能力才会显现其本色。我们可以看到：在碰到具体某一事情的时候，我们凭籍自己的守护神的指引，在杂乱纷纭的歧路当中，偏偏挑选了那惟一准确的路径，犹如灵感在那一刻闪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这种情形都概莫能外。反过来，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无价值的和失败了的事情，也是同一样的原理。现时此刻的重要性甚少在当下就被我们认识清楚，而只能是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叔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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