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退是全身远祸的一个方法，它更彻底，也能更有效地自保安全。所谓急流勇退、功成身退，便是一种理智的生存方式。

　　"功成身退"的思维，在今天对很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踊跃的进取心，从而满意于现状，当一天跟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掌握住机遇，取得必定胜利后名利已有，见好就收。

　　公元前5世纪，在今天的苏杭一带，有吴、越两国。两国虽然相邻，但是为了争取霸业，互不相让，彼此抗衡。后来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之手，不得不流亡会稽山，忍无可忍与吴国谈和。在多少经交涉后，吴国才许可让勾践回国。勾践回国后始终记着所受的羞辱，发愤图强，破誓雪恨，20年后，终于灭掉吴国。而辅助越王成功的就是范蠡，范蠡岂但是一个赤胆忠心的臣子，仍是一个低调做人的智者。

　　勾践这个人，臣下固然能够与他分担劳苦，然而不能与他共享结果。范蠡被任命为大将军后，自忖久长在自得之至的君主手下工作是危机的本源。于是他便向勾践表明本人的文意，勾践并不晓得范蠡的实在用意，于是拼命挽留他。但范蠡去意已定，搬到齐国寓居，自此与勾践薪尽火灭，不再往来。

　　移居齐国后，范蠡不问政事，与儿子独特经商，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齐王也看中他的才能，想请他当宰相，但被他直言拒绝了。他深知"在野而领有千万财富，在朝而荣任一国宰相，这确切是莫大的光荣。可是，荣耀太长久了反而会成为祸患的来源"。于是，他将财产分给世人，又静静分开了齐国，到了陶地。未几后，他又在陶地经营贸易成功，积压了百万财产。可见范蠡才智过人，并存在过人的洞察力。他之所以离开越国，谢绝齐王的应聘，以及成功地经营事业，这些都源于他深入灵敏的洞察力。

　　而战国时期的商鞅却不知功成身退，成果就惨了。商鞅仕秦孝公时，以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功劳，奠定了自己的位置，同时坚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最大的可怜，就是冲撞了他强有力的靠山--秦孝公。

　　当初，他为孝公决然毅然采用极其严格的政治改革办法，虽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做出了基本奉献，但改造也触动了新兴地主阶层的好处，一时光在朝野高低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有孝公支撑，政敌对他也无可奈何。当时他也使孝公觉得要挟。《战国策》中记录："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这是孝公生前成心传位，以试他心，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应自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另有赵良援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商鞅在"退"字上欠火候，不认为然、执拗己见。终极，孝公将他驾空，政敌也乘机报复，当秦孝公一逝世，反对派们在新王即位后，纷纭策谋搭救他，终以谋反罪名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登时子虚乌有，逝世后仍骂声不绝。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变，只知进，不知退，故而引起公愤，不死将何？

　　至于隐退与否，因人而异。最后幻想的终局当属"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安然，此乃"天之道"也。历代用人者也都偏向于录用"知退者"，因喜退者忠心弥坚，极少惹事。

　　人生智慧

　　理解功成身退的人，是识时务认，他知道何时顾全自己,心灵鸡汤，何时成绩别人，以儒雅之风采来笑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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