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 绘图
1990年唐德刚和张学良在商讨文稿
1960年李宗仁与唐德刚在美国寓所
唐德刚生平1920年8月23日，唐德刚生于安徽合肥淮军世家，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小学五年级后接受新式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随国立安徽中学辗转西迁，后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安徽任中学教席，随后在省立安徽学院讲授西方通史。抗战胜利后，考取自费留美，负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追随唐纳德教授研究西方史，1959年获哥大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哥大执教，稍后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兼任亚洲史学系系主任，直到退休，专心著作。1980年代末，唐德刚在纽约邀集朋友和学生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访问经历抗战时期的老人，这是他积极推广口述史研究的贡献之一。在史学上，唐德刚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口述史，二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的“历史三峡”说。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期间参加口述史研究项目，访问了很多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成名作是《李宗仁回忆录》，至今是口述史的代表著述。《顾维钧回忆录》完成英文稿，由大陆译为中文。唐教授长期访问胡适，关系密切，被视为胡适的弟子，胡适思想的传播者。《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最为著名。张学良一度想请唐德刚写口述自传，后来因故中断，但是整理已有的谈话和录音，出版了《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在1990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唐德刚认为，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二、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三、学术思想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他从此演绎出一个综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转型是造成“行同伦”的社会，第二次转型则是行为不再同伦，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多元化的社会。他的“历史三峡”说，在海外深受重视。唐德刚的历史著作，主要是在杂志上发表的单篇论文，后来集合成为巨著，最著名的是1998年出版的《晚清七十年》五大册。其中“历史三峡”说是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主轴。这套书本是唐教授构思多年的《民国通史》的晚清导论篇，但民国史只写了国民政府之前的《袁氏当国》相关文章，集结为这两本书。唐德刚从大学时代就不断写短文和创作短篇，气势磅?，妙语如珠，这是他文史一家的特色。著名作品有《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五十年代底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唐德刚一生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的历史著作也大多面向普通读者。二十多年来，他积极投入人道主义团体发起的运动，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无论集会、演讲、游行，他都亲自参加。2002年因钓鱼岛事件曾与杨振宁一同发表声明，声讨李登辉。唐德刚说关于口述对于口述民国风云人物，唐德刚自己也说:“作为一个海外的华裔史学工作者，眼底手头所见，是一些琳琅满目的中华无价之宝，眼睁睁地看着逐渐流失，内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心理上的孤独质感，真非亲历者所能体会于万一也。如果这些有价值的活资料，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来，那么很可能就会丢失。那就是我们这代史学家的失职。”“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一般认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芮文斯教授开创，但唐德刚在他《历史是怎样口述的？》一文中表示，《史记》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不过这个口述传统之后一直为中国史学界所忽视，被埋没了两千多年。唐德刚回忆自己做口述史的机缘，还是和老师胡适有关。“为着他（胡适）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正在这个时候，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来到纽约和唐德刚相遇，之前罗拔在香港做了张国焘的口述。唐德刚兼职做了罗拔的翻译，和他一起合作。罗拔建议唐德刚，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申请研究经费。“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胡适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那是1956年的冬季，唐德刚和胡适谈了一整晚，“谈得起劲了，他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但此次口述胡适因为经费和胡适本人原因，最终胎死腹中。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后来在福特基金会赞助下渐次形成，唐德刚被指派为胡适的助手，“正式工作”。
追思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他在读书界的影响力超过学院派史学家唐先生的中国学研究在美国不是主流，虽然他出身主流，但他从不按照美国学院的历史研究规矩研究中国。从现在看，他的历史著作形成了典型的唐氏风格，在我看来他的著作很有个性，别人学不来，有点像黄仁宇的大历史，而且他们的著作都面向公众，可以称之为公众史学。很难说他在史学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但他在读书界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公认的学院派史学家。在我看来，他成就最高的就是4本口述史性质的著作，而且影响也最大。口述史说好做也好做，一个说一个记，但唐德刚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别人都学不会的，而且采访的都是民国著名历史人物。从他的口述史著作中，也能看出唐德刚本人的史观和历史功底。而且他整理出来的口述，很好看、很文学，甚至能看到被采访者的音容笑貌。其中，最为人称颂的是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我1980年代读到的时候如痴如醉，评点和注释也成为这本书最为重要的内容。我知道他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胡适，但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简单地追星，他对老师有自己的看法。1988年我随王元化先生第一次遇到了唐先生，当时他作为星云大师顾问一起来上海。见到他本人，才感觉人如其文，他心态非常开放，语言诙谐幽默。我始终觉得，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类史学家，他的口才和历史功底，如果到百家讲坛上去，其他人都不要再讲了。他不仅口才好，更重要的是他有历史悟性和个人史观，而不只是像百家讲坛那些人只有故事和戏说。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984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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