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张春桥深知文静的历史是他仕途的“拦路虎”，要想再“进步”，必须坚决绕开。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文革”初，有人散布张春桥是叛徒。张春桥生气地说，我从来没有被捕，怎么会是叛徒?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使劲一按，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要完蛋!张春桥如此之硬，但一说到妻子就嘴软了。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进宣传班写反动宣传品，并参加反动广播和宣传演出。后来，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李淑芳联系上，安排她进报社当编辑，改名文静。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结婚。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却很快被组织上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棵“大树”，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从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张春桥点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水平不高，“智囊”还是张春桥。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无职却有权，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大字报揭露文静是叛徒。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外地一名女干部供出当年和文静一起叛变投敌的事，要当面对质。外调材料到了张春桥手里，张春桥脸胀得通红，沉默了半天，说不见了吧，把外调材料退回去。从此，张春桥严令文静不要把手伸进市委。虽然文静暗地里还想插手，但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心中有数，对她都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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