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1876—1950）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在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2]。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
1916年陈其美讨伐袁世凯失败、被袁所杀之后，蒋就把张静江作为有钱、有义、有实力的依靠，事事言听计从，对其尊重有加。但这种依靠，在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世纪婚姻以后便发生了变化。蒋攀上了孔、宋两家，能够从孔祥熙、宋子文手中得到足够的财力支持之后，他对张静江的那种“依靠”也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张静江在蒋心目中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而张却不以为然，仍以盟兄自居自行其是，不受蒋的节制，因而时有摩擦、顶撞之事发生。
有经济头脑的张静江，一心想按孙中山遗愿搞经济建设，蒋却热衷剿共、消灭异己。正是这种政见差异和不同主张，导致了蒋、张之间的矛盾加剧。
1927年，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就在修建铁路一事问题上，他与蒋时常发生冲突。蒋出于剿共需要，主张先建杭州至南昌铁路，并以路权向德国人借款，一次建成重轨;张却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考虑，主张建浙江境内及周边铁路，并由他亲自出面向国内银行借钱，只建轻轨。按他测算，建轻轨成本低，可在短时间内收回。于是，他置蒋的主张不顾，便下令开工修建，令蒋介石大为恼火。
1928年后，李济深与蒋发生矛盾，蒋邀李南京面谈。李济深恐遭蒋暗算，到上海面见张静江，问他怎么办?张说“蒋欺软怕硬，若胆怯不去，今后更难出头，还是应当去南京”，并邀吴稚晖权且充作保镖同往南京会蒋。到南京后，蒋就将李软禁于南京附近的汤山招待所。为防蒋对李下手，张与李济深形影不离，同居一室，若张有事离开，也要等吴稚晖来后才走开，如此两人交替陪同约有一年时间，使得蒋无法对李下手。蒋深恶李济深，本想借此机会下手，不料张静江来这一招，更加令蒋记恨，要找机会报复。
不久，浙江嵊县发生一起土匪劫富案件。蒋介石便以此为借口，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例会上，对身为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大加批评，随后又将“训令”转给各报发表。张见报后说：“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随即张以出国就医为由提出辞职。秘书代辞呈时写成“请辞本兼各职”，张一看便对秘书正色道：“我只辞省政府主度的行政职务，建设委员会是做建设的，我坚决不辞，除非他撤我的职。”张要见蒋，蒋借口推延，让张等了很长时间。蒋开始疏远、冷淡张静江了。
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一议案称：“建设委员会应将所属各部主管的事业，交由各部接管。铁路交铁道部管，电厂交电力部管。”这明显是针对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大削减了。
1931年10月，又成立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际已名存实亡了，以后干脆归并给资源委员会了。
1935年张静江郁郁寡欢之中遁入空门，以吃斋念佛打发时光。他的落寞，是他的经济思维与蒋政治主张发生的直接碰撞，或者说是他们之间那种彼此都不负于对方的强硬。
然而，与张静江不同，黄郛的落寞并不是与蒋的政见分歧，而是在湍急的对日外交漩涡中身败名裂造成的。
1927年8月，黄郛随蒋介石进退，但辞去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后，便在莫干山置购房产，过着脱掉乌纱高卧其间的隐居生活。
1928年1月，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时，蒋介石复出重掌大权，又邀黄郛出山。黄郛经不住蒋的一再敦请出任外交部长。1928年5月2日驻济日军寻衅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恣意屠杀中国军民，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面对此种局势，蒋介石只想与日妥协，让黄郛与日谈判。但黄的背景、日本情结以及与蒋的特殊关系，都使黄对济案的处理无法强硬起来，结果受到公众强烈谴责。而蒋却在这时候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即于5月20日致电黄郛：“请兄暂行辞职。”蒋之态度完全出乎黄的预料，其中大有推卸、责怪之意。5月22日黄郛复电蒋，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蒋再致电黄郛向他解释，劝其要以大局为重，不可再辞兼职，并派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出面致电慰留，但无济于事。黄郛执意坚辞本兼各职，并多次流露出“事理人情，余勇两无可鼓”，最终惨淡下台，归隐莫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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