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政坛可谓显赫一时，在武昌首义之后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中央第一大都督，管理外交事宜。而在民国大总统未选出以前，他又作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接着他风云际会，跃居国家权力顶峰，是我国历史上惟一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人，并先后与民初的其他五位总统同时活跃于民国政坛。

智勇深沉，如钢铁般百折不挠等优点，使黎元洪在官场一路飙升。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汉阳黄陂,所以也称黎黄陂，这地方在宋代曾出了两名大人物,即儒家理学创始人程颐、程灏兄弟。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于1925年在用英文发表的《黎元洪的一生》中这样写道:“长江流域的中游，要找到一个文风甚盛的县份,这便是我的祖籍地黄陂……”

黎元洪1882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1889年毕业后，相继任清朝海军“二管轮”，南京炮台总教习和总台官。黎元洪的发迹，得力于张之洞的大力提携。1892年，黎元洪投奔时任两江总督的广东水师创建人张之洞，甲午战败深感练兵之重要的张之洞，在南京组建自强军，即南洋新军，招募各方人才，黎元洪便应招而来。

本来，在黎元洪到来前，张之洞已聘请了德国教官编练自强军13营，而且还准备筹建炮台，只是没有恰当的人选，而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黎元洪的到来，使张之洞眼前一亮。于是，张之洞当即任命黎监督修建炮台工程兼自强军翻译。

在黎元洪的精心筹划和认真督促下，张之洞日思夜盼的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炮台，当年春季开工，冬季就竣工了。在短短几个月内，黎仅用不足4万两银子就修建成西式炮台7座、弹药房8间、总药房6间、暗路4道等众多的工程。张之洞对此大加赞赏说：“我好久没有遇到像黎先生这样文武兼备和老实厚道的人了。他的确是一块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的好钢啊!”并亲自手书“智勇深沉”相赠以示器重。不久，就对黎加官晋级，先后任黎为南京炮台总教习和总台官。不仅如此，张之洞还把黎元洪当作自己的重要高参使用，每逢大事总要与之相商。1896年初，张之洞由两江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也将其爱将黎元洪以及在南京按照德、法操练的500名步、马、炮新军带回湖北。

紧接着，黎元洪又三赴日本学习考察，回国后，制订了中国陆军改革的第一个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1904年秋，任湖北新军第二镇协统兼护统领，并提调汉阳兵工、钢铁两厂，兼任丝、麻、纱、布四局会办。次年12月升任湖北新军第二镇第三协协统(旅长)兼护该镇统制，还兼辖“六楚”(楚材、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舰队和“四湖”(艇名湖鹏、湖鹊、湖鹰、湖隼)雷艇。直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中军副将等职。武昌首义一举成功，黎元洪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副总统;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他依然是副总统。袁世凯死后，他终于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

黎元洪爱才如命，尤其是在爱惜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与保护人才方面不拘一格。

黎元洪虽是行武出身，但他嗜好读书，常常手不释卷，而且十分爱惜人才。早在留日期间，黎元洪就深深认识到日本军事科技之发达，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人才意识。归国后，他就极力建议张之洞派员到日本学习先进技术与军事，张之洞采纳了他的建议，到1906年，湖北地区派出留学生达1360人，占全国派日留学生总数的1/4。也正是这一批留学生经过洗脑回到湖北后，把日本先进的技术与西方的先进思想带到湖北新军中来，成为日后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当时，在军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湖北新军如此人才辈出，多亏了黎元洪当初在总督张之洞面前的极力鼓动。

1906年4月，黎元洪出任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在新军的位置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陆军小学堂会办后，黎元洪以整顿部队为名，通过黄陂籍新军32标标统(团长)蓝天蔚，招募大批富有新思想的知识青年入伍，其中在黎元洪的家乡黄陂招募的96人中就有12个贡生，24个秀才。随后，将他们中的优秀者或送到陆军小学堂深造，或选派到日本留学。后来，仅从黎元洪的家乡黄陂，就走出了诸如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医药专家等50多名辛亥革命风云人物。

黎元洪首次担任大总统后，狠抓精英人才的培养。

1916年12月22日，革命家、教育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应召于大风雪中来到北京，大总统黎元洪亲切接见他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于12月26日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大胆起用一代教育家蔡元培，谱写了北大之教育传奇。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校就职，并且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影响一个世纪的民族精英都很快聚集于北京大学，群星璀璨，一时风云际会，这里以后成了五四精神的发源地。有报道说：“北京政府有这个度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国民党人蔡元培手里，在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辛亥革命之前，黎元洪虽然不是革命党，但对革命党人非常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是尽力保全他们。对于军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从来不反对，甚至还鼓励士兵接受新思想。1904年，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革命党领袖黄兴来往的联络书被截获，报与黎元洪。他便示意刘静庵托病离开，从而保护了刘静庵。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澧起义而身陷囹圄，又是黎元洪出面将其保释。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孙武试制炸弹时，炸弹不慎爆炸，官兵闻风而至，把革命党的名单搜去，湖广总督等人要按照名单抓捕党人，黎元洪两次激烈反对，认为名单牵涉面太广，不能操之过激，以免生变。这两次建议虽然被拒绝，但也可以看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感情。他始终以惜才为由，以中庸之道的态度处理;对已发现的革命党能瞒则瞒，实在瞒不过仅以撤职、开除了结，而不愿将之上交或杀害。从而在客观上为革命保护了人才，积蓄了力量。

正是由于爱才惜才并多方保护人才，使得黎元洪在民国时期个人威望甚高，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

在廉洁爱民方面，黎元洪也堪称为政者的表率。

后来张之洞调任京师，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湖广总督一职，由陈夔龙接任。陈夔龙的夫人是浙江的名门望族，是庆王府奕匡的福晋的干女儿。其时，陈夔龙由江苏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但是，陈夔龙的四川总督并没有真正上任就被调任湖广总督。原来，他夫人听说四川道远路途艰险，又是贫乏之地，便明确表态不让陈赴任。陈夔龙无奈，怄不过夫人，只好又求助于“老泰山”奕匡，在奕匡的帮助下调任湖广总督，让赵尔巽任四川总督。后人评论，“以一女子之爱憎牵动数省督、抚，当时用人之得失盖可睹矣!”清政府高层的昏庸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新任总督陈夔龙到任不久，其幼女便不幸夭折了。贪财的陈氏夫妇有意趁机敛财，后来担任新军第八镇统制的张彪趁机大献殷勤，在湖北军政各部门广为活动，硬是搞到了十几万两银子买了一件珠衣为之送葬。而黎元洪却很反感官场上趋炎附势之行径，在他的上司张彪大肆向总督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总督之际，他这个正需要提拔的协统却仅凑上寥寥五块银元略表了心意。

可是，在陈夔龙为小女大办丧事不久，湖北地区遭受了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黎元洪毅然带着全家人到汉口慈善总会慷慨捐款3000块银元(他当时月薪为500块银元，3000元是他整整半年的工资)。陈夔龙自然对黎元洪怀恨在心，曾多次找借口向清廷弹劾黎元洪。只是一直未见朝廷批复，而且又考虑到黎元洪在军中颇孚众望，惟恐搬掉了黎引起军人哗变而丢了自己的乌纱帽，陈夔龙才悻悻作罢。

黎元洪与孙中山合影

黎元洪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1903年黎元洪军中招了一名家住宜昌的新兵张之善，黎元洪到现场亲自考核了一番，发现张的文墨还不错，在与他攀谈之后才知，原来张是一名穷秀才，债台高筑，家里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为生活所迫，他才来到军营。黎元洪见张难得有一片孝心，当即慷慨解囊把身上仅有的上10块银元交给秀才手中，希望他好好孝敬老母。事隔不久，张秀才母亲因下雪天上山砍柴，不幸摔下悬崖身亡。黎元洪得知后，亲自到军营，再掏腰包80元作为奠银，让秀才尽快返乡葬母。由于后来张秀才表现出众，黎元洪还推荐他上了陆军学堂。

黎元洪戎马一生

在武昌起义之初，黎元洪也以廉洁自律着称。当时，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正在这时，海军提督萨镇冰奉命率海军来汉镇压民军，他听了手下人员的如此报告后，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黎元洪还经常住在军营，很感知士兵的疾苦，对待士兵十分爱惜体贴，使他在士兵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章太炎在《大总统黎公碑》中赞之：“治军严仁，不滥费军需一钱，有余，即以逮士卒……”

清末民初的着名作家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说：“黄陂(指黎元洪)起义武昌，首创民国，论革命之功，自属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论，民国十余年来，自总统以迄军阀，亦未有洁身自好如黄陂者。故以功业言，以道德论，均不得不为民国完人。惜其才识稍短，不免受人利用……不能不哀黄陂之长厚，而痛恨军阀政客之无赖也。”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西安碑林博物馆中一块刻石上的36字《官箴》，这则《官箴》最早出自明代曹端之口。黎元洪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官箴，所以才在民国官场能够呼风唤雨，成为一时之人杰。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抵达汉口视察，黎元洪亲自率军政府的文武官员来到办公室门前，恭恭敬敬地立于两侧脱帽迎候，拍手欢迎，仍然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规格迎接他。在当晚举行的欢迎会上，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弄得孙中山这位演讲天才是感慨万分，激动不已，一高兴就高度赞扬起黎元洪来，说他是“民国第一伟人”。

这时的孙中山，已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可以说是脱了毛的凤凰，可黎元洪却仍然是中华民国的临时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都督，是位尊权重，他这样的人高规格地接待孙中山，当然会让孙中山感动啊，因此可以断定，孙中山说出此话，肯定有一时冲动的因素。

孙中山这位民国伟人，后来的国共两党虽说是不共戴天，在战场上是打得你死我活，都想制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可在孙中山的评价这个问题上，却是出奇的一致，是一边倒地褒奖，一边尊为“国父”，一边称为“革命先行者”。“民国第一伟人”这个桂冠，本应戴在他自己头上的，他竟然轻易地送给了颇有争议的黎元洪。也许冷静下来后，肯定会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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