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2011年公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攀高,全国有120多万对夫妻结婚,但有196万对夫妻离婚,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离婚率已经接近百分之四十,这组数据为许多人的婚姻生活敲响了警钟。
让我们的目光穿越百年,去看看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当时离婚率也一样居高不下。在经历了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等长期社会演变之后,民众接受了许多男女平等之类的婚姻观念,离婚成了当时一种很时髦的生活选择。
民国初年的离婚热潮
要知道在古代社会,离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用“洪水猛兽”形容是很恰当的,一般夫妻感情再恶劣也决不肯提出离婚。而在民国建立后,全国各地有关离婚的诉讼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在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了“婚姻革命”的主张: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惯,打一破非人道的不自然的机械婚姻制度,建立起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男女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1]
以北京市为例,也就是当时的北平市地方法院在1929年10月至1930年9月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九百七十四件,其中判决实行离婚的六百一十一件。同期北平居民的婚嫁人数为10999人,平均5499对婚姻关系成立,从这组数据可知当时北平的离婚率为百分之十一,差不多相当于每九对结婚者中就有一对离婚的,可见离婚率之高。
而在当时,作为“东方之珠”的上海,当地法院在1928年8月至12月四个月时间内就受理了离婚案件三百七十件,这个数据在1929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也就是六百四十五件,1930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共八百五十三件。[2]
这种大批量离婚案件发生的现象,并不受限于地区经济规模的发展,不只在沿海发达地区,在内陆省份也很普遍。
以山西省为例,依据山西二十世纪初期城市离婚统计的数据,在1911年之后,离婚案件数量逐年攀升,在1921年的时候达到了巅峰,为2127件,此后由于城市中的自主结婚增多、婚姻比较稳定等原因,每年平均开始以百分之二十的数量递减,直到1925年下降至995件后,离婚案件的数量才平稳下来。[3]
而这股由民间基层刮起的“离婚热潮”,逐渐在社会各阶层蔓延,甚至到了1931年,曾经贵为皇帝的溥仪也被自己的老婆提起了离婚诉讼,轰动一时。
“家庭冷暴力”惹的祸
案件的原告是溥仪的淑妃额尔德特·文绣,1909年12月20日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祖父锡珍历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他这一辈家境败落,只是过着平民生活。
1921年6月1日,大清遗臣醇亲王载沣与遗老们商议逊帝溥仪婚事之时,根据当时大清皇帝择婚条件:须血统纯正的官员女子,为保持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额尔德特·文绣被定为后妃人选。本来文绣被定为皇后的人选,后因皇太妃们之间的权利之争,文绣被“降级处理”。
1922年11月30日,未满13周岁的文绣被已退位但仍保留帝号的清末代皇帝溥仪选诏进宫,册封为“淑妃”。1922年12月1日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结婚大典,却成了文绣忧郁苦闷的紫禁城生活的开始。
文绣成为溥仪的淑妃后,跟溥仪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溥仪对文绣还可以,给她聘请了汉文和英文教师,而且经常到文绣的寝宫与其论诗品文,略尽体贴之意。高兴的时候,溥仪还带着文绣放风筝,去景山游玩……
文绣的得宠引起了皇后的嫉妒,因此文绣也就成为正宫娘娘婉容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婉容的一番手段之下,溥仪也开始渐渐疏远文绣,变得讨厌文绣,而婉容经常找茬给其难堪。自幼喜欢读书写字的文绣,只好把长春宫的西配殿承禧殿作为独自的书房,将自己的痛苦与无奈,倾诉于笔端纸上,她用任人宰割的囿鹿来比喻自己,抒发出压抑的哀叹,以此来打发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1929年,溥仪一家从张园搬到静园。婉容对文绣的排挤变本加厉。文绣百般无奈,再加上溥仪的冷淡,两人一年同居的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心情长期抑郁,一度想要自杀。[4]
文绣后来把她的遭遇告诉了她的侄女玉芬,玉芬是文绣的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属文绣的晚辈人,可是论年龄却比文绣大几岁。她容貌美丽,但在婚姻上也很不幸。她的丈夫冯曙山是民国前总统冯国璋的长孙,家世显贵。遗憾的是冯曙山纨绔恶习难改,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因此与玉芬的感情极坏。
糟糕的婚姻让玉芬特别关注社会上的新思想,特别是对离婚和维护女权有独到主见。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不幸、处境悲惨时,立刻坦诚地为文绣出谋划策,认为溥仪已经不是皇帝了,只是民国的普通公民,你婚姻不幸福,可以向他提出离婚。
玉芬的建议让文绣大有醍醐灌顶之感,但是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再加上自己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女人跟皇帝离婚的。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她就把妹妹文珊找来,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文珊从小就是一个不甘吃亏的人,加上快言快语,在刚刚听完文绣想离婚的话时,就表示非常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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