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是1941年秋天的时候，女儿娇娇(又名李敏)被迫离开贺子珍，重新回到国际儿童院去住宿，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漫漫长夜，孤灯独照，贺子珍感到格外的冷清。她突然强烈地想念起女儿来，恨不得马上见到她，拥抱她，但是她克制住了。

有一次，贺子珍听别人说：娇娇在院里生病了，可能是感冒。院里有一条规定，不是节假日，不许家人探望。听说娇娇生病了，贺子珍再也忍不住了。她的小儿子就是因为患了感冒，转为肺炎死去的。她为此后悔了好多年，责备自己忙于学习，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现在她惟一的女儿也生病了，她多么害怕发生在儿子身上的这一幕，会在娇娇身上重演。她越想越害怕，似乎娇娇马上就要不行了。

此时，已经是晚上。她再也按捺不住，就披衣起床，穿过森林，来到国际儿童院。她径直来到娇娇的寝室，走到娇娇的床前，把正熟睡的娇娇连被子一起抱起，就往外走。她要把娇娇带回家去，自己照顾她。

声音惊动了值班的保育员。保育员一看，贺子珍要把娇娇带走，这是违反院里的规定的，当然不能答应了。贺子珍抱着娇娇，也绝不让步，两个人在走廊里争吵起来。最后，贺子珍拗不过保育员，只得自己回家。

不知是否因为晚上这一番折腾，娇娇的病情加重了起来。在被窝里的娇娇，只穿着薄薄的睡衣，光着脚。贺子珍抱着她站在走廊时，虽然用被子把娇娇裹紧，走廊里也有暖气，但那里毕竟不如室内暖和。第二天，娇娇烧得更高，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的娇娇，病情日重一日，可能是转为肺炎，也可能并发了脑炎，事后娇娇和贺子珍都说不清楚。后来，娇娇不能进食了，牙关紧咬，脸色铁青，还抽起风来，医生抢救、输液，都不见好转。

当时医院的规定是，急诊儿童住院抢救时，家长不能探视。这真把贺子珍急疯了。她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要不是那天半夜把女儿抱出来，让她再次着凉，她的病情可能不会加重。医生不让探视，她就千方百计躲过医务人员的眼睛，进入医院，在女儿病房的玻璃窗前往里窥视。当她看到女儿昏迷不醒，吊着输液的瓶子时，心都碎了。

后来，贺子珍终于获准去探视女儿了。她以为这是因为娇娇的病情有了转机，兴冲冲地去了。不料，医生告诉贺子珍，娇娇已无法救治了，她已经挪出了儿童病房，推到太平间的副室，这里都是临危的病人，只等一断气，就推到太平间去。

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凉透了。她一下子跪倒在医生的跟前，拉着医生的手，苦苦地哀求说，请他一定要设法救救娇娇。

医生耸耸肩，摆摆手，表示一切已无能为力了。

贺子珍这时明白，哀求不会有什么结果。她急忙来到病危室，去看娇娇。只见她双目紧闭，奄奄一息的样子。

此时，贺子珍不再哭泣，突然涌起一股无比的勇气和决心。我要自己救活她，我一定能够救活她。娇娇是不会死的。

她转身又来到医生的身旁，对医生说：

“你不能把她送到太平间去，她还没有死，我要救活她，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她赶快回到家，拿出几件值钱的衣服卖掉，买了一小包白糖和一瓶牛奶，然后回到医院。她来到太平间的外室，坐在娇娇的床头，喂她吃一瓶带糖的牛奶。在那饥荒的岁月，这就是最珍贵的营养品了。可是娇娇人事不省，牙关紧咬，一滴水都喂不进去。贺子珍细心地把小匙一点一点插进娇娇的嘴里，慢慢往上抬，把娇娇的牙齿撬开，终于将这瓶牛奶喂进娇娇的嘴里。

为了让娇娇天天能吃到牛奶，贺子珍到处奔跑，想尽了办法。牛奶是毫无办法弄到了，但羊奶还有希望。贺子珍用自己家的东西从邻居一个俄罗斯老太太那里换得每日一小瓶羊奶的供应。贺子珍就是靠每日一小瓶羊奶，救娇娇的命。

在贺子珍的精心护理下，女儿娇娇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贺子珍为此心里感到欣慰，自己给女儿捡了一条命。

但是，一场新的厄运就要降临到贺子珍身上。

娇娇虽然保住了命，但身体仍然很虚弱，吃点东西就要吐，每次只能吃很少一点。贺子珍就不辞辛苦，一天给她做六七顿饭吃。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是个苏联女人，她见娇娇已经能够下床，就要她回到儿童院去，过集体生活。

这个女院长还要贺子珍马上恢复工作，说她为了照顾女儿，已经很久不干活了。贺子珍心里很清楚，女儿身体还不好，就想留她在家多住一个时期，等完全好了再回去，没有同意院长的意见。

谁知院长竟然大发雷霆，指着贺子珍的鼻子骂了起来，话说得很难听。贺子珍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斥责和侮辱，也从来没有同任何人这样吵过架，这回她忍不住了，也发起火来。双方争吵得脸红脖子粗。

贺子珍同院长的关系原来就处得不大好。自从把娇娇接回家养病后，她们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现在一吵架，关系就更坏了。最后，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

“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突然闯进屋里，捉住贺子珍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

贺子珍拉住了床栏，死死地不放手。可是她的手被人掰开了。她又试图拉住桌子、椅子，不肯离开女儿。然而，瘦弱的她，怎么能够敌过那几个俄罗斯高个子壮汉呢?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

很多年以后，提起在精神病院两年多的生活，贺子珍仍然感到极为恐怖，眼睛里充满愤怒，脸上的表情极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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