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国民党改组之初，蒋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论蒋的手腕，起初联络汪兆铭、廖仲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以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

　　我在广州策动北伐的时候，和广州方面党政军各层干部同志以及各种民众团体也有联系，因有机会对我方革命阵营作一番更深入的观察。

　　开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初抵天字码头时，各民众团体代表欢迎的为数甚众，旌旗飞舞，鼓乐喧天。群众高呼欢迎革命领袖、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震天地，情绪十分热烈。

　　在广州期间，曾参加过无数次民众团体的欢迎会，接受他们的慰问和献旗。这些民众团体都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组织的，计有工会、学生会、商会、店员工会，乃至摊贩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各地前来广州开会或受训的农民协会的代表。他们都是活泼、热忱、充满革命热血的青年，对广西方面拼死力拒唐继尧东下篡夺革命根据地的血战，都赞扬备至。同时他们对我们在广西统一的艰苦情形，以及助成广东统一的功劳，都有深刻的认识。深使我感觉知音遍海内，而受到莫大的鼓励。

　　不过在这革命空气之中，我也渐渐看出了一种潜伏的危机，那便是国共两党乃至本党领袖之间的暗讧。国民党是个很大的政党，党员极众，可说是少长咸集，良莠不齐。其中青年的党员们和一部分少壮派的领袖们都热情洋溢，坚苦卓绝地为革命而奋斗。其革命热情有时竟发展到革命狂的程度。但是另一部分老党员里面，却杂有官僚、政客和腐败的军人，思想陈旧，生活腐化，对革命意义一无所知。而他们也混在革命阵营内高喊革命，挂羊头卖狗肉。因此在国民党内已划分成两个集团，彼此迥然有别，暗潮起伏，互相嫉忌，长此以往，难保没有差池。

　　另有一部青年的党员和少壮的领袖却是跨党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信仰不同，背景各异。他们和国民党的结合是暂时性的，日久必然分道扬镳。不过他们多半是青年分子，对革命狂热奔放，极少腐败分子掺杂其间。他们平时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是暗地里却发展其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勾结热情的国民党中少壮分子，互相标榜，于是国民党本身里面，暗斗愈烈。

　　再有，本党中央领导机构也极不健全。总理逝世后，独树一帜的西山会议派固不消说，在广州中央方面，汪、蒋等各为私利的明争暗斗，也不足以表率群伦。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先生，纵横捭阖，予智自雄的作风也很欠正派。

　　国民党改组之初，蒋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论蒋的手腕，起初联络汪兆铭、廖仲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以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胡氏和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氏又利用党内一部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3月20日中山舰事变，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兆铭去国。汪氏既去，蒋又施展手段，将其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反共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他反共领袖等拘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苏联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这种种都足以说明蒋氏的才过于德，不能服人之心。

　　所幸此时我们在广西原是独立发展，然后和广东方面合作的。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是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我们只希望和广州中央精诚合作，以完成北伐，实行主义，并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来消弭广州中央方面的内讧。所以对中央各领袖，都无分轩轾，同样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师。

　　本文摘自《李宗仁回忆录》，口述：李宗仁，整理：唐德刚，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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