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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某些重大问题，他们都表示要各自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双方还谈及“对林彪同志看法”这样的敏感话题。

周恩来 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5年1期，作者：周晓沛，原题为：《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为节选。

两国总理会见一波三折

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里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被称为“机场会见”。

会晤开始时，柯西金说，我们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可以讨论三个月，但如把这些老问题扔掉，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周恩来说，要把老问题抛掉是不可能的，可以放在脑子里，先谈现在的问题，要往前看。柯西金表示同意。随后，双方进入对话讨论，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有时陪同人员也发言或插话。

柯西金是个经济通，有“计算器”之称，但对边界问题并不熟悉，不时询问什么叫维持边界现状，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双方武装力量怎样脱离接触，等等。周恩来都一一解释，指出：维持现状就是“原来谁在哪里，谁就在那里”，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些地方，脱离接触就是双方武装力量“都不进入有争议的地区”，并用铅笔在纸上画图说明。涉及某些重大问题，他们都表示要各自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双方还谈及“对林彪同志看法”这样的敏感话题。

会晤中也有插曲。一次是周恩来提到，如果苏方先发制人，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柯西金表示，只有精神失常的领导人才会发动战争。这是有人挑拨，苏联不寻求同中国打仗。另一次是谈到争议地区时，柯西金突然发难，说你进攻，我后退，卡住我的脖子往下按，你是帝国主义。周恩来当即回敬，争议地区你们占的多，你是社会帝国主义。柯西金立马说，只是开个玩笑。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设午宴招待柯西金，并在菜谱上特地加了一道红烧肉，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谈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采取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当时双方都有速记员在场，但由于没有核对记录，加之其他复杂原因，后来边界谈判中对“谅解”中一些内容的说法及理解也大相径庭。

中苏两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为何选择在机场举行如此重要的会晤呢？苏方对这样的安排也感到有点委屈，而柯西金本人认为，“会晤时间和机会才是重要的，至于地点倒是次要的”。当然，这里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主要是双方意识形态冷战转为边境武装冲突热战，进而导致两国关系空前对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有关。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方面几次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但都碰了钉子。9月2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柯西金决定前往，想届时能与周恩来见面谈两国关系问题。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时，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京。于是，柯西金通过第三方转告，他拟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停留两三个小时，并同周恩来会见，希望9日前得到答复。但那位负责转达这一重要信息的官员，因工作繁忙紧张而“忘了”此事。直到9日下午，他才想了起来，赶紧通知中国驻越南使馆，并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做了检讨。

据陪同人员回忆，几天过去了，一向沉稳的柯西金也着急起来，一再追问苏联驻越南大使谢尔巴柯夫，有无收到从莫斯科转来的中方消息，并问身边的人，该如何做才合适。周恩来得知消息后，马上指示使馆，中方同意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见。10日上午，当使馆收到国内答复时，柯西金已飞离河内。而柯西金要求专机前往中亚塔什干，也是有意在那儿等待中方的答复。10日下午，柯西金飞抵塔什干时，收到从莫斯科转来的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这样，双方终于举行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场会见”。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612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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