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双方的角逐鹿死谁手已露端倪的情况下，蒋介石虽不断默念“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古训，但暗中已不得不开始寻找“退路”了。

放眼神州，哪里才是他东山再起之地呢?

蒋介石曾有多种打算：一是将国民党军队转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在大陆上继续同中共顽抗到底;二是将国民党撤到海南岛并以此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依托，坚守国民党最后的阵地;三是将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存身之地，进而经营“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比较以及后来战局发展的影响，蒋介石最终选中了被美国人誉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

台湾，中国第一大岛，与福建隔海相望，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窄、酷似香蕉叶的岛屿，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

在败退大陆之前，蒋介石曾去过一次台湾。也就是那一次，他对台湾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是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飞抵台北，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庆祝大会，受到数十万近似疯狂的民众的夹道欢迎，享受着如雷如潮的欢呼和掌声。27日，蒋介石在台北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兴奋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

那一年，蒋介石首次赴台，正逢他 60 寿辰，易地祝寿别有一番情趣，为台湾之行增添一层色彩。

前来祝寿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司法院长王宠惠送上的贺寿词则称：“仁者无敌，德必有邻，吹嘘所及，禹甸同春，寿考作人，康强逢吉，宏开太平，永奠基石。”祝词和现实毫无共同之处，辽阔的中华大地正因为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而布满血雨腥风。尽管社会上找不到一点“仁、德、同春、太平”，可祝寿却使得“巡视”更加热闹。

蒋介石到台湾正是他4个月来指挥“国军”各路主力全部出动、连下各解放区城池的时期，这本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保存实力、拖垮国民党军队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所致，南京方面却兴高采烈，以为全线胜利近在眼前，已经准备在11月中旬单方面召开不合法的“国民制宪大会”。虚假的军事胜利刺激着蒋介石的神经，情绪高涨的“国府主席和国民党总裁” 的台湾之行，自然也有“扬威布道”的意思。

对于台湾之行，蒋介石在回到南京后的日记中写道：“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巡视台湾的收获之大可以说，蒋介石在1948年底决定把台湾作为国民党最后的去处，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第一次赴台湾的感性认识，当然此时他的收获只是把台湾当作支援大陆内战的基地，还没想到会在海岛度过后半生。至于“民心所向”则是蒋介石的错觉，台湾人民当时欢迎蒋介石，是出自祖国收复台湾、使台湾同胞摆脱50年殖民统治的心情，当南京政府在台湾地区横征暴敛、危及民生时，台湾人民也会起来反抗反动统治。所以在蒋介石视察后不到半年，台湾即爆发“2·28事件”。

三年苦短，南柯一梦。

如今到了山穷水尽之际，蒋介石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东海中的宝岛。蒋介石认为台湾的好处是退可守，进可攻。与大陆隔着一条海峡，万一大陆被共产党拿了去，凭借海峡天险和自己掌握的海、空军力量，完全可以与当时尚无海、空军的共产党周旋，以延续香火，积聚力量，待国际形势发生了于己有利的变化时，渡过仅有130公里宽的海峡，从厦门、福州登陆，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再圆自己的帝王梦。

蒋介石在第三次下野时说：“我之所以下野，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坚守，亦然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民国)三十五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记着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作准备，“下野”之前，蒋介石抓紧时间进行部署。

早在1948年12月29日，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就曾发布命令，正式任命蒋介石的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大太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以便在最后时刻退守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陈诚得令后，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便迁入台北主持政事，其办事效率之高在国民党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诚为台湾省警备区总司令、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这样，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开始替蒋介石苦心经营台湾。

蒋介石深知，若在台湾建立自己的小朝廷，没有物资基础作保证是万万不行的。

蒋介石令蒋经国速往上海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洽谈，火速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元和黄金白银统统运往台湾。蒋经国日记写道：“今日父亲派我赶至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仅中央银行就有库存黄金390万盎司以及7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相当于7000万美元的白银，合计约5亿美元。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下，这笔巨额财富背着“代总统”李宗仁，由海军舰只全部抢运到台湾。每到黄昏时分，就有军舰停泊在靠近中央银行的黄浦江上，沿途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个大箱子从中央银行的大楼里抬出来，然后搬到军舰上。夜深人静后，军舰便悄悄离开码头，径直朝南开去。

据台湾媒体报道，1948年12月1日午夜，一艘看起来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上海外滩江边。衣着褴褛的船员们，都是从海军中挑选出来的人伪装的。这便是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往台湾抢运黄金的船。当时，中央银行的几位行长已得到大批贿赂，并取得乘坐这艘货船驶往安全地带的许诺，条件是打开金库。

据当时的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回忆，这次抢运的黄金前后分成三批：第一批，也是最主要的一批，是1948年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200多万两，直接运到台湾省基隆港;第二批劫走52.2万余两，先运到厦门，然后转达台湾;第三批是在俞鸿钧辞职之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劫走19.8万两，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10天了。前后三批，共劫走黄金277万多两。同时抢运到台湾的还有3526.9万银元，另有1537万美元则存进了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

1949年1月2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收到上海总领事恰伯特的一份电报：“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本日会谈中透露，200万盎司黄金已转移台湾。上海尚存80万盎司，其中50万盎司以上正在运输中。”

这批曾被蒋经国称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和“国脉民命”的黄金、白银在台湾所发挥的作用，蒋氏本人曾作过如下评述：“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经济状况早已不堪设想，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纸终究包不住火。李宗仁得知此事，雷霆大怒，将俞鸿钧撤职查办，命令陈诚把已运到台湾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如数运回大陆。但这位李代总统自己也明白，此事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自己下的命令只不过是一张废纸，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库“大搬家”。

事实上，被抢运到台湾的还远不止金钱。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原料、药品、棉纱等物资和一批技术专家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国民党方面到底从祖国大陆搬走了多少物资，民间一些对中共不了解、不信任的工商界人士和富豪把多少财富带往台湾，难于计数。其中，仅由蒋经国过问下，抢运走的中央银行金库的库存就有黄金90吨左右、银洋1500万元、美钞15 亿元。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他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成为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对于搬不走的或来不及搬走的水电站、发电厂等，蒋介石则命令统统炸毁。总之就是一句话，绝不能留给共产党。

蒋介石、陈诚还亲自安排台湾兵力的调整，先后把蒋纬国主管的装甲兵、周至柔主管的空军、桂永清主管的海军、各特种兵部，以及在战败过程中又将刘安祺指挥的青岛守军、刘玉章的第 52 军、刘汝明的第8兵团、李良荣的第21兵团、胡琏的第12兵团残部、陈济棠和薛岳的海南守军残部，以及后来逃往越南的黄杰的第1兵团，在上海战役中败北后撤到舟山群岛的陈大庆、石觉部调运到台湾，加强台岛的防卫。期间，在1949年9月21 日成立台湾防卫司令部，由孙立人任司令，负责台湾地区总体防卫。

1949年3月1日，台湾省政府公布“台湾省入境军公教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开始办理“入境证”，限制出入台湾的人员。5月20日，陈诚以台湾“省主席”、“警备总司令” 名义，发布“戒严令”，“戒严”期间，除基隆、高雄、马公3港在“警备司令部”的监护下继续对大陆来台人员开放外，其余各港口一律封闭，禁止出入。控制去台人员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是不利于国民党在台湾统治和社会稳定的人员不能去，这样一大批被国民党认为在政治上不能保持一致的人员被排除在岛外;二是不愿意去台湾但又关系到国民党政权形象和生存的人员必须去，其中有同情民主和爱国、不愿意离开祖国大陆的一些元老重臣和“中央民意代表”，有科技界精英、各类专门人才、工商实业界人士，他们则被裹胁去台湾。在这两类去台湾的人中间，国民党老臣到台后不久大部即被当局所冷落，科技人才、工商人士则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人力和科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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