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人与事，有许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议。我有时翻阅彼时的报刊，见读书人的种种文字，心甚向往，觉得今人已不复有那时的冲荡了。中国的历史，六朝与唐宋时的士人有几分傲骨，给时光留下了诸多亮色，后来的读书人就难见那样的气象了。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我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集外集·序言》)

鲁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气的，“尚武”在那时连女子也曾有过。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周作人在回忆录里谈到过绍兴人的孤傲，鲁迅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倒可想见当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骑着马在南京城奔跑的样子吗?若是能看到那时的神采，史学家们不知又要生出怎样的感慨了。

鲁迅喜欢以“狂人”的形象隐喻所经历的人生。不过要谈人的放荡不羁、独往独来，鲁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将这美誉让给陈独秀。陈独秀的狂表现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谨慎而文章放荡。陈氏做人不守旧规，为文亦傲气袭人。“五四”前后，有癫狂之态者很多，但像陈氏那样倜傥的人，却不多见。我们现在谈那段历史，当惊异于陈氏的奇特之举。中国读书人的狂放之风，在他那里可谓达到了极致。

几年间我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信札，翻阅相关的史料，被其风采吸引。他是个硬朗的汉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举止，非儒学化，有点离经叛道。别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能行。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个性。1902年秋，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时，和留日学子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有过诸多交往。那时鲁迅也来到了东京，正在学习日语。不过鲁迅与人交往不多，像个静静的看客，没有什么过激之举。陈独秀和邹容却已显出个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场恶作剧。大概是1903年春，因为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恶气扰人，陈独秀遂与友人伺机报复。有一天夜里，陈氏与邹容等偷袭姚昱的住所。他们把姚昱抱住，陈独秀拿出剪刀，将其辫子剪了下来。此举在留学生中传出，一片喝彩。但陈独秀却因此不得不回国了，因为惹怒了官方。这一故事后来成了留学生久传的段子，鲁迅想必是颇为兴奋的。那时的留学生，大多留着辫子。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里通外国”，被视为“汉奸”。姚昱的被戏弄，其实是对该人的惩罚。鲁迅对“姚昱事件”的过程，应当是清楚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当时就跑到留学生会馆看过热闹。现在推断，鲁迅与陈独秀在东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过没有材料证实，不好妄断。其实即使见面，也难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他们还都没有什么名气。

鲁迅交往的人物，好几位都和陈独秀有关系，个别的关系还非同寻常。比如苏曼殊、章太炎。还有一位，鲁迅后来痛恨的人物章士钊，和陈独秀竟是老友，且一度亲密无间。不过这几个人物与鲁迅多是文字关系和学术上的交往，与陈氏则不同了，有的过从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陈独秀和苏曼殊、章士钊的往来都在早期，很有些旧式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气。他们之间的诗词唱和，亦带明清读书人的遗风。比如苏曼殊，他与鲁迅、陈独秀的交往，也能看出当时狂士的风尚。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忆，都有些趣味儿，像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的确是难得一见的。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亲是中国人，母亲乃日本人，可谓是混血儿。大概是1907年，鲁迅结识了他。增田涉《鲁迅的印象》云：

他(指鲁迅)说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又说，他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不很清楚，据说是混血儿……我问道，他能说日本话吗?回答说，非常好，跟日本人说的一样。实际上，他是我们要在东京创办的《新生》杂志的同人之一。问那是谁?就是苏曼殊。

鲁迅他们要办的《新生》，预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负。但是因资金的原因，最终流产了。何以吸引苏曼殊来，由谁介绍，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是鲁迅在一篇名叫《杂忆》的文章里，谈到了彼此的相通之处：都喜欢浪漫的诗人。那文章的开头写道：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

苏曼殊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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