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城　　明清皇城四周均筑有高大的红墙黄瓦的皇城墙，四面仅有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四座对外的城门。皇城内不许兵民通行，一直没有宽阔的通衢大街。东西仅一条通道，即紫禁城后门神武门与景山前门之间的通道。　　但两门之间还有北上东门、北上门、北上西门三座门相隔。往东，行不远即无路可通。往西，在大高玄殿前有三座高大的牌坊。北海与中海之间的金鏊玉栋桥很窄，过桥后地安门内大街也不宽，且路两旁大树夹持，可见这条通道并不适宜通行。南北通道有两条，紫禁城东边的南、北池子与西边的南、北长街。它们与紫禁城仅咫尺之隔，只是幽静的小街。这两条小街到达南皇城墙即被堵住，不能再通行。封闭的皇城，严重阻碍了北京城市的交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了《城镇自治章程》，由内务府责成京师警察厅管理市政工程事宜，开始筹划对北京道路的改造。但真正实施，已到辛亥革命之后。　　打通皇城到长安街通道　　1912年，在南池子和南长街南端的皇城墙上各开了一大两小三个券门，打通了两条皇城通向东西长安街的通道。这两座券门样式十分简单，但又极具传统意味。券门与原皇城墙结合得天衣无缝，仿佛古已有之，至今仍矗立在东西长安街上，成为当初成功打通皇城道路的标记。灰厂街即现在的府右街，在中南海西侧。南端也被皇城墙所阻，不通行。在打通南池子与南长街南口时，同时打通灰厂街，在西长安街上又开辟了一个通道。　　另两个开口，一个在皇城东北角翠花胡同。翠花胡同是王府井大街北段西侧的第一条胡同，西至东皇城墙。在这里打开通道后，从皇城可直达王府井大街。离当时在马神庙(现景山后街)的京师大学堂很近。另一开口在北皇城墙现地安门西大街厂桥附近。开通后出皇城即可通向德胜门内大街，直达德胜门。　　当时，在中南海南墙上也没有门，墙内是宝月楼。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后，将中南海作为总统府。按中国传统，府邸的正门要开在南面，于是将宝月楼下层当中三间打通，改建为大门。又将挡在门前的皇城墙扒开一段缺口，加砌了两道八字墙，使缺口与大门衔接。在门内加建了一座红墙黄瓦的大影壁，以遮挡外人视线。改建后的宝月楼被命名为新华门，为中南海开通了一座通向西长安街的大门。应该说新华门的改造是很成功的，可以用推陈出新、天衣无缝来形容，毫无勉强凑合的痕迹。　　这一系列工程都是由当时的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的。皇城墙上几个街口开通，不仅方便了皇城内外的来往，而且使整个北京城的交通较前大为畅通。至民国16年(1927年)皇城墙只留下了南城墙，其他三面均被拆除，只留下了东皇城根、西皇城根等地名。皇城墙扒开一段缺口，加砌了两道八字墙，使缺口与大门衔接。在门内加建了一座红墙黄瓦的大影壁，以遮挡外人视线。此门被命名为新华门，这个改造堪称天衣无缝。　　打通东西长安街　　在明朝建紫禁城及皇城时，同时建了承天门(清改建为天安门)前封闭的宫廷广场。广场呈T字形，沿广场东、西、南三面筑有黄瓦红墙的皇城墙。皇城墙东、西、南三面分别有门，依次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大明门(清代改名为大清门)。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间为一条横街，承天门与大明门之间为一条竖街，共同构成皇城前的T字形广场。乾隆时在这两座门的东、西各加建了两座门称东三座门和西三座门。　　明清时整个宫前广场是禁区，是禁止老百姓进入和通行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南北都有皇城墙，是封闭的，宫前这条横街是御路。当时从长安左门到东单、长安右门到西单各有一条路，因在长安左门以东和长安右门以西，称东长安街与西长安街。这可以说是东西长安街的雏形，但整条街是不能贯通的。民国初年，在打通南皇城墙南池子和南长街街口的前后，拆除了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两侧的皇城墙，可以通行。这就打通了天安门前的东西通道，使东西长安街贯通一气，真正成为北京市中心的东西通衢大道。如果说，从永定门至钟鼓楼是北京的中轴线，纵坐标的话，东西长安街与之垂直相交，成为北京市的横坐标。两者共同构成了北京城市结构的骨架。　　当时东、西长安街在名称上各分两段。长安左门至东三座门称东三座门大街，东三座门至东单路口称东长安街。从长安右门至西三座门称西三座门大街，西三座门至西单路口称西长安街。民国初年辟新华门为大总统府之正门，又特称新华门前从石碑胡同北口至府右街南口的一段为府前街。民国初年为纪念孙中山，东、西长安街还曾称为中山路。日伪统治北京以后， 1939年在东长安街延长线的东城墙上扒开一个豁口，取名启明门。在西长安街延长线上扒开了一个豁口，取名长安门。这两处只是两个城墙豁口，安装了铁栅栏，并未建城门，更未建传统的城门楼。这两处豁口建成后，形式上仿佛东、西长安街可以直通东、西城墙。实际上从东单到启明门之间道路并未开通，仍然是多条小胡同，计有东观音寺胡同、西观音寺胡同、笔管胡同、鲤鱼胡同等。西单到长安门之间道路也未开通，计有旧刑部街、卧佛寺街、报子街、邱祖胡同。　　要从东单或西单出城，必须从小胡同中艰难穿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两门分别改称建国门与复兴门。但仍未建城门，胡同也未拆除，交通状况没有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城原有的城门大都拆除了。这使许多年轻人以为建国门与复兴门也是老城门，城门楼子也是后来拆除的。所以应特别强调，建国门与复兴门是日伪时期扒开的城墙豁口，不是我们常说的北京城“内九外七皇城四”中的老城门。在明清北京老城中，内城西侧只有西直门与阜成门两座城门，东侧也只有东直门与朝阳门两座城门。　　许多年轻人以为建国门与复兴门也是老城门，城门楼子是后来拆除的。其实，建国门与复兴门是日伪时期扒开的城墙豁口，不是我们常说的北京城“内九外七皇城四”中的老城门。　　旧城改造重塑正阳门地区　　1914年6月，正式成立京都市政公所，朱启钤兼任市政督办。针对前门地区交通拥堵愈加严重，开始了对正阳门建筑群的改造。正阳门是内外城交通的重要枢纽，当时狭窄的城门洞和封闭的瓮城成为瓶颈，造成交通拥堵。随着前门外商业的日益繁荣，瓮城东西的荷包巷成为临时集市，商民支棚架屋，严重阻碍交通。1900年后京奉铁路与京汉铁路相继延伸至正阳门，在正阳门瓮城外东西各建成车站。前门外交通量更是数倍增长，交通拥堵如雪上加霜。　　但当时许多人认为正阳门不能改，改了会斩断北京龙脉，破了风水。但最终北洋政府批准了改建计划。正阳门地区改造工程主要包括：拆除瓮城及闸楼，将原来封闭的瓮城变为开阔的场地，在箭楼两旁修建了马路；在原月墙与城墙交界处，东西各辟两门，新筑两条各宽20米的马路并开辟了人行道，修建排水暗沟；迁走拥挤杂乱的荷包巷内的商户；拆除了正阳门与中华门(清代称大清门)之间的棋盘街，铺设了石板地面；拆除了中华门内已坍塌的千步廊；对道路之外的公共空间进行了改造和装饰，修建了石栏、路灯、绿地、喷泉等。　　正阳门的改建于当年底即全部完工。除以上道路交通工程外，还有一项大工程是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改建。如果对比一下德胜门箭楼与正阳门箭楼，会发现它们有许多不同，前者是纯正中国风格，而后者多了一些西洋元素，这就是那次改建的结果。当时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主持改建。他一是将登楼的梯道改为“之”字形，并在台阶间加了数层平台；二是在箭楼平台上加了汉白玉栏杆和突出的挑台；三是在下两层护窗上加了白色弧形华盖；四是在楼基的两侧面增加了巨大的水泥浮雕。这些改变看似都是装饰性的细节，但却使箭楼的整体风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中国古典风韵中，融入了西洋意趣。改建后的正阳门箭楼一个世纪以来与天坛祈年殿、北海白塔等一起，成为北京市的名片。　　修建南北新华街开通和平门　　在中南海下游，原有条向南去的古水道。元代修建大都时，这条水道被大都南城垣截断。明代初年向南拓展内城南墙，新的南城墙把这条河道一分为二，北段留在现北新华街一线，旧时被称作东沟沿儿，或河槽沿儿。南段置于外城南新华街一线，经虎坊桥一直流到先农坛一片苇塘中。在明清两代，这条水道一直是条重要的城市排水干道。　　1913年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将这条排水沟改为暗沟，其上建起了一条北起西长安街，南抵内城南城墙的街道。因在新改建的新华门外而称北新华街。北新华街建成后，原来连在一起的绒线胡同、帘子胡同、安福胡同等都被分成东、西两段分别命名。朱启钤原计划将此处城墙打通，使北新华街与城外新建的南新华街连成一线，形成一条沟通内外城的南北干道。计划报到袁世凯处，袁世凯最初同意，但前门外一带富商恐新门一开，人们不再绕行前门，影响生意，便贿赂当局并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随意开凿城门会泄露“王气”。袁世凯本就迷信，此时又正在筹划称帝，便将此事否决。　　直到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出任京畿警备司令后，才下令将南北新华街阻断处的城墙打通，开辟了两个门洞，分为上下行通道，命名为和平门。和平门的开通，在内城南墙上又增加了一个通道，方便了内外城的交通。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498546.html

相关阅读：1936年蒋介石凭借一封什么密函化解内战危机？
解密拜倒在东洋女间谍“石榴裙”下的民国高官
揭秘：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吴铁城怎么死的？吴铁城因何事失去蒋介石信任
揭秘：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袁世凯的恩怨情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