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的。 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先生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们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应当说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一个是最早提出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一个是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并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化。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鲁迅于1936年写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这里的“发源”一词，鲁迅使用得十分恰当，并没有说是“最早”，而是着眼于其文化和历史的渊源考证意义。 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说：“诸君知中华民国之意义乎？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原来，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所作演讲中，再次提及这个问题：“‘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最后，“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孙中山的伟大和有别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导人就在于，他决心把不从根本上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纯粹改朝换代的革命，转变为建立共和制度、以从根本上将国家主权归还于全体国民所有的民主革命。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的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在维护与保持了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之后，也就获得了把“中华帝国”的国号改变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合法权利。而且，从“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改变，说明孙中山不但是一个维护继承中华文明和国家主权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帝王野心，只为结束专制帝制、并创建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家。对于孙中山关于建立“中华民国”思想的深刻和伟大，其实不须论证，只要看看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是如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迅速失败即可。 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的贡献如是。回过头再说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止霄壤乎！”为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为“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 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释，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而“中华”之称，既具庄严肃穆之状，又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文脉相承，因此，“中华民国”就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
总之，在解释为何使用“中华民国”这个称呼为“国号”方面，孙中山和章太炎各自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具体而言，孙中山着重解决的是为何要用“民国”而非“共和国”，是侧重于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着重解决的是“中华”二字的文化渊源，是为新生的共和国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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