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代表西北人民，专程从西安前来慰问剿匪部队，并送来慰问信，高度赞扬了剿匪功绩：“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扫清了甘青两省地方建设上的一大障碍，而且粉碎了台湾残匪所谓建立‘陆上台湾’的梦想。”
廖汉生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夏明星、姚凯、龚图文，原题为：《廖汉生将军主持西北军区工作纪事》
开国中将廖汉生（1911.11-2006.10），湖南桑植长瑞乡人，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的，在贺龙的言传身教下，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一代名将。1952年8月，在青海军区政委任上的廖汉生出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他当选为西北军区党委第五书记；11月，他又担任了西北军区副政委。这时，军区党委排前的4位书记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或到北京工作，或另有重任，廖汉生遂全面主持西北军区的工作。
“这一伟大胜利……粉碎了台湾残匪所谓建立‘陆上台湾’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军区所辖的范围相当惊人，包括陕、甘、宁、青、新5省，面积占全国的1/3。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反动政权不甘心失败，纠合残兵败将和土匪势力，企图在大西北建立所谓“陆上台湾”。经过解放军的持续打击，到廖汉生主持西北军区工作时，西北各地的残匪只剩下由号称“中华反共救国102路”司令马元祥、“中华反共救国103路”司令马良率领的两股匪徒。这两股匪徒以反动军官、特务、惯匪、兵痞、流氓为骨干，长期流窜于甘肃、青海、四川3省边界的藏族地区，为祸一方，成为残存在大陆的一支反动政治武装。
从1952年8月起，台湾国民党政权还不时派出军用飞机，穿越大陆飞到西北，向这股匪徒空投特务和枪械弹药、联络器材等装备，对其进行接济，所以二马更加猖狂。
廖汉生新官上任，就决心彻底剿灭这股匪徒，让甘、青、川边地区的百姓真正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10月间，廖汉生组织西北军区与西南军区召开联合作战会议，拟订了围歼方案，并上报中央军委。10月26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复电廖汉生等：“西北地区辽阔，粮草困难，匪聚则易歼，散则难剿。台匪空投可能引诱小股土匪向马良靠拢，因此应有意识地让匪徒向一定地区聚集。不要过早派飞机活动惊动匪徒聚集，待明春开始围剿。”
10月下旬，廖汉生主持召开西北军区党委扩大会，时任军区参谋长的彭绍辉对剿匪工作做了具体的分析和部署。12月间，廖汉生又主持召开西北军区剿匪会议，部署了全歼马良、马元祥股匪的战斗方案。随后，西北军区成立了“甘青剿匪指挥部”，彭绍辉、廖汉生分别担任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同时组建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着手进行政治、军事、后勤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1953年3月8日，廖汉生等致电军委，报告“甘青剿指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10日，毛泽东亲自电示：
西北军区3月8日电悉。同意甘青剿指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望令剿指注意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是物质补给困难和少数民族对我不了解的困难，遇到这些困难时，必须鼓励部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之，务达全歼各匪，不可半途而废。
军委一声令下，廖汉生、彭绍辉立即指挥西北军区骑兵第一师、步兵第十一师等部，在西南军区空军的有力配合下，向马良、马元祥匪徒发起围攻。经过整整一个冬天准备的剿匪部队，策马扬鞭，迅速出击。
在廖汉生、彭绍辉指挥下，剿匪部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匪徒采取奔袭、围歼、追歼等多种军事打击手段。担任追剿马良匪部的骑兵第一团，连续数天每人只能吃到4两粮食，不得不靠打野兽、挖野菜充饥。但全团将士斗志昂扬，仍然坚决追击，指战员们提出：“土匪逃到哪里就追击到哪里，不消灭土匪绝不收兵!”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廖汉生还主持起草了“甘青剿匪指挥部”剿匪布告，经毛泽东修改后公开发布：
……
一切因受骗或被迫为匪的部落头人，僧俗群众，只要诚意回来，各安生产，一律既往不咎，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及以往之地位。
……
无论匪首匪众，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一律从宽处理；凡脱离匪众，并积极协助剿匪者，允许将功折罪。
军事打击、政治攻心双管齐下，匪首匪众土崩瓦解。至5月中旬，这两股匪徒全部被解放军歼灭，计毙伤匪首马元祥以下405人；俘匪首马良以下514名；另有284人投降，合计1203名。
党中央和军委接到西北军区剿匪战报后，第一时间发来慰问电，嘉勉剿匪部队：“此次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参加剿匪的全体同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积极作战，不顾饥饿疲劳，昼夜追击搜剿，已击毙匪首马元祥、活捉屡次叛乱之匪首马良，并将各股土匪基本消灭，获得很大胜利，甚感快慰。”
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代表西北人民，专程从西安前来慰问剿匪部队，并送来慰问信，高度赞扬了剿匪功绩：“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扫清了甘青两省地方建设上的一大障碍，而且粉碎了台湾残匪所谓建立‘陆上台湾’的梦想。”
至此，西北地区自解放初期开始的历时4年的剿匪斗争，在廖汉生主持下取得了彻底胜利。
“攻克文化堡垒”“向文化科学进军”，成为西北军区干部战士中流行的口号
1952年8月，廖汉生到西北军区政治部上任时，正值全军掀起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学习高潮。从西北军区政治部的调查报告中，廖汉生吃惊地得知：全区80%的干部战士识字仅在1000字以下，其中认识500字以下的占了一半，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比比皆是；数学常识更是少得可怜，大多数人包括相当多的干部，连国际通用的阿拉伯数字也不认识。可以说，基层干部战士当中不会看书看报、不会写信写报告、不会计算的人占了大多数。面对严峻的现实，廖汉生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军队尽管有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有不怕苦的顽强作风，有过去战胜敌人的光荣传统，也是无法掌握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是无法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的。”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西北军区的文化学习工作搞好。
早在1952年6月，西北军区在整编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便已经开始按照上级要求，以大部分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廖汉生上任后，加速推进相关工作的进行，“攻克文化堡垒”“向文化科学进军”，成为西北军区干部战士中流行的口号。
在廖汉生部署下，全军区普遍开展速成教育，军一级开办速成中学、师一级开办速成小学，团以上机关开办在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到1952年10月，全军区已办有速成小学28所、速成中学12所、文化补习学校127所，拥有文化教员6197名、在校学员3万余名。这年10月间，廖汉生还指示军区政治部专门召开了一次各级速成中小学校长会议，总结交流举办速成教育的经验。
同时，为了落实军委提出的“文化教育以干部为要”的要求，廖汉生主持的军区党委下决心开办了西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由廖汉生兼任干部文化学校的校长，首批抽调110余名团以上在职领导干部，集中到兰州学习。这些领导干部，大多出身工农，家境贫寒，自幼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开办专门的领导干部文化学校，大大方便了他们的学习。12月间，在廖汉生的关心下，军区又开办了西北军区第一政治干部学校，专门解决政工干部的学习问题。
12月中旬，在廖汉生倡议下，西北军区文化教学模范、功臣代表大会在兰州隆重召开。来自全区的教学和学习模范汇聚一堂，交流经验，表彰先进，展示教学成果，检查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与会代表当中有办学先进单位的领导干部，有创造快速教学法的模范文化教员，有勇攻文化科学“堡垒”的著名战斗英雄，有在向文化科学进军中涌现出来的新功臣。代表大会期间，文化教学成果展览会在军区司政礼堂隆重揭幕。廖汉生为展览剪彩，并参观了展览。
对半年来的文化学习情况，廖汉生在大会上进行了初步总结：全军区各单位基本消除了文盲，原有文盲中的大多数人语文程度提高到初级小学（小学四年级）水平，原有初小、高小程度的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从12月开始有约占30%的人转入算术学习。
到1953年5月，西北军区通过大规模的文化学习，基层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达到初小或高小程度，一部分人进入初中学习，达到了总政治部《文化教育计划大纲》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经过文化学习，许多干部战士提高了学习政治和军事的能力，提高了工作能力。对此，廖汉生最有发言权：
过去有些连队上军事课，讲战斗条令，不得不采取类似演“双簧”的办法，先由文化教员念一句教材，连队干部连说带比划地解释一句，就这样还把“匍匐前进”说成了“步步前进”。现在连队干部自己可以讲课，写简单的备课提纲，讲得也有些条理了。
过去一些干部参加上级会议，听上级布置任务，全凭脑子记，回去传达时丢三落四，现在可以记笔记、订工作计划，减少了忙乱现象。
过去有的班长对本班武器上的阿拉伯数字号码不会念，只好采取画道道的原始办法。一支枪上的一组数字要画几十个道道。现在不仅会念数字了，而且还学会了看地图，计算追击、遭遇的速度与距离。
同时，部队中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经过互教互学，彼此间更多地看到对方的长处，思想感情更加融洽了，内部团结加强了。
1953年5月，西北军区所有机关、部队均按照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制订的考试方案，参加了全军文化教育大考试，忠实地向祖国和人民汇报学习成果。军区专门召开宣教工作会议，印制了《考试手册》广泛下发。各单位成立了考试指挥机构，组织全体人员对所学课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复习。由于文化学习工作开展得好，考试准备做得全面充分，在全军大考中，兰州考区的抽考成绩优秀。
“廖副政委虽是政治干部，但和军事干部一样懂军事”
1953年6月1日，按照军委制定的计划，西北军区从前一个训练年度以学习文化为中心，转入以学习军事为中心的正规训练。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正规的军事训练。这次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按照实战要求练战术、练技术；二是学习贯彻条令，建立正规的军事生活秩序。
1953年2月至5月，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正规训练，廖汉生主持西北军区接连举办了两期军事干部集训班，分批抽调各级主管训练的军事干部，按照条令将各种科目先训一步，并学会如何组织和实施部队的训练，为全区普遍开展正规训练准备骨干、打好基础。为了保证以军事为中心的正规训练，廖汉生又指示军区政治部，举办了数期政治干部训练班，对来自基层的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进行集训，着重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训练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1953年5月1日，军委正式颁布了人民解放军第一套《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三大条令对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管理教育、队列仪表做出了统一具体的规范，具体到一个军人从起床号响起直至熄灯号落下，一日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严格的规定。
与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一样，学习贯彻条令，一开始也碰到来自传统思想和旧习惯的阻力，许多干部战士都感到很不习惯。诚如廖汉生所说的：
过去见面，上下级也好，同级也好，只要是熟悉的，都可以很随便地打招呼，开玩笑，叫诨名。现在不行了，要立正，敬礼，背出一套程式化的报告词。
过去打仗，就那么几个兵，几种枪，布置战斗任务，指挥员三言两语交代一下，驳壳枪一挥，冲！现在训练，要按照条令规定，将每个人、每个单位、每种兵器，上下左右，都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
过去穿衣戴帽，大体整齐就行了，多少年也没有统一的服装，一个兵、一支枪、一件军装都要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找。……直到1952年才穿上第一套由国家统一制发的军装。实施条令以后，从头到脚，如何着装都规定得明确、具体，强调整齐划一，讲究军容风纪。
面对基层干部战士的畏难情绪，廖汉生郑重指出：三大条令是军队的基本法律，一切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贯彻和执行。他分析阻碍条令贯彻的思想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军是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组织起来的，是在长期的战争中由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旧的习惯——游击习气在我们思想上非常顽固。这是正规化的敌人。我们要抛弃旧的习惯，勇于接受新事物，眼睛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经过廖汉生不懈的努力，西北军区的正规化训练成绩喜人：
在正规训练中，各单位不断破除经验主义、游击习气，努力纠正自由散漫和组织纪律性、计划性不强的现象，从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抓起，部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初步养成了严格按照条令行事的良好习惯。
廖汉生从难从严要求军区指战员，更从难从严要求自己。1954年5月19日至6月19日，为了提高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现代战争指挥能力，军委组织了“全军在职高级干部战役法短期集训班”，把各大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等200余人召集到北京。廖汉生、彭绍辉参加了集训。集训的科目是“集团军反登陆防御作战”，主要学习和研究如何防止帝国主义对我国可能进行的登陆入侵的有关问题。
集训分为两个阶段，大家先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的理论课。廖汉生学习很刻苦，成绩也很理想：“我们每天学习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休息。”“我学习的成绩还不错，得了5分，受到苏联顾问的表扬。”
集训的第二阶段，是11月间在山东半岛见学由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指挥的“集团军反登陆战役首长——司令部演习”。历时近半个月的演习，从潍县海边开始，先是抗击“敌军”的登陆入侵，然后进行反攻，一直打到青岛的崂山湾，歼灭了入侵之“敌”。最后，在青岛由演习总导演刘伯承作了总结。廖汉生认为，自己从这次集训中学到很多东西。
1954年6月1日至7月16日，廖汉生等决定仿照军委组织的战役集训，在西北军区组织师团干部集训，集训科目为“步兵师进攻”，学习了相关的36种作业科目，并组织了军区首次首长——司令部带通信工具的现场演习。通过这次演习，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我们受益匪浅！廖副政委虽是政治干部，但和军事干部一样懂军事！”
“他对苏联顾问的态度是正确的，就是‘和而不同’”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西北军区也由上级派来多名苏军顾问。其中有军事顾问格瓦涅洛夫、政治顾问霍洛托夫，还有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技术兵种的顾问。
195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5周年之际，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做出决定，从11月7日至12月6日，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中苏友好月”活动。当时，根据军委要求，廖汉生要求西北军区各单位积极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认真检查与苏联顾问、专家的关系，并将情况上报了军委。
总的来说，西北军区跟这些苏联顾问们合作得比较愉快，关系相处得也比较融洽。廖汉生认为，他们的干劲也是很大的：“我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时，他们随行检查各单位的保密情况，每到一地，顾不上休息，首先检查机要科和电台室，发现问题立即提出改进意见。”
当然，由于苏联顾问只是机械地按照苏军条令行事，不顾甚至漠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双方产生分歧甚至不快的情况也是有的。
作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廖汉生跟苏联政治顾问霍洛托夫打交道比较多。霍洛托夫工作起来十分认真，一丝不苟，但是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传统却不大了解。他按照苏军条令，把政治工作当成是俱乐部的工作，是开展吹拉弹唱等娱乐性、辅助性的活动。
有一次，廖汉生陪同霍洛托夫到军区政治部讲话。“他讲了一大通，都是讲如何办好俱乐部的事情。他整天忙着搞俱乐部，在全区各个单位普遍建立了俱乐部，经常组织阅读、舞会、文艺表演、体育比赛等活动”。
对于霍洛托夫的热情，廖汉生予以了肯定和配合：“我们支持霍洛托夫的工作，专门举办了俱乐部主任训练班，请霍洛托夫讲授苏军俱乐部的经验。军区《人民军队》报也刊登文章，介绍苏军俱乐部在帮助指挥员教育士兵上的一些工作方法。比如部队中开展学习被誉为‘普通一兵’的马特洛索夫的活动，俱乐部给予多种形式的配合，邀请士兵参加《马特洛索夫》一书讨论会，举行马特洛索夫事迹展览，放映《普通一兵》影片，播放赞扬马特洛索夫的诗篇、歌曲等。苏军俱乐部开展的这些活动，对于活跃部队气氛、丰富士兵生活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廖汉生对苏联顾问绝不盲从，坚守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传统：
……我军从借鉴、学习苏联红军的条令条例开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创造，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一套东西，与苏联红军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苏联红军实行的是军事首长负责制——“一长制”，而我军实行的则是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长期以来，我军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政治委员制度，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政治委员负责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政治工作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于是，他向苏联顾问们不断介绍解放军的这些特点，说明解放军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委员职责，使他们了解了解放军，“大家在一起更协调地开展工作”。
廖汉生等人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的捍卫，得到了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支持。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同志，并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合影前，毛泽东走过来看到廖汉生，高兴地把他叫到跟前，询问大西北的情况。廖汉生忙把西北军区的工作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记者侯波抓住瞬间，拍下了一张照片。30年后，侯波筹办个人摄影展，在整理几十年前的照片资料时，发现了这张老照片，送给了廖汉生。廖汉生拿着照片，动情地说：“主席是非常关心西北军区建设的！”
让廖汉生欣慰的是，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军制定的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例。它坚决否定了学习苏军的“一长制”和降低政治工作地位的偏向，明确而完整地提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
谈起廖汉生在西北军区的工作，许多老同志佩服地说：“他对苏联顾问的态度是正确的，就是‘和而不同’！”
1955年5月，根据《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决定》，西北军区正式划分成兰州和新疆两个军区。遵照军委调令，廖汉生也离开了生活、战斗20多年的大西北，来到古都南京，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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