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清末新军军官的黎元洪，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由此登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黎元洪的政治生涯跨越晚清和民初两个时代，曾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黎元洪在天津逝世时，正值北伐军行将占领京津，国民党即将统一全国之时，黎元洪的葬事也因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为北洋时代国家元首所举行的第一场国葬。

　　晚年黎元洪：失意政治家变身著名实业家

　　出身清末海军的黎元洪，与人们印象中的传统旧军阀有着许多不同。黎元洪能讲流利的英语，在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他曾被任命为自强军英文翻译。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也曾让黎元洪协办纺织四局和汉阳铁厂、兵工厂的事宜。黎元洪在清末时还曾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近代的军事、教育等事业有着深入的认识。他的日常生活十分西化，平时都吃西餐，穿西装。

　　自1923年起，黎元洪人生的最后五年里，基本上不再过问政治。1923年11月他自上海东渡日本疗养，1924年5月返回天津，此后直到逝世，他都一直寓居天津。黎元洪在天津的房产，主要有两处，一处位于英租界盛茂道，另一处位于德租界威廉路，后者即“容安”别墅。

　　政坛上不尽得意的黎元洪，在人生的暮年将精力倾注于实业投资上。早在一战前后，黎元洪便已开始投资实业。晚年做起“寓公”后，他更是专心此业，一发而不可收。黎元洪的投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银行、矿产、木材、纺织、食品、机械、证券、保险等等行业，投资金额不下三百万元。可以说，晚年的黎元洪已然从一个政坛上的失意者，变成了当时中国最成功的著名实业家之一。

　　与此同时，黎元洪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晚年长期饱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困扰，而国内时局的动荡与激变，也冲击了他的实业投资，带来进一步的打击。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在观看赛马时突然晕倒，随后病情加重。他自知时日无多，于6月1日口述遗嘱，并通电全国，6月3日病逝于寓中，享年65岁。

　　黎元洪的遗嘱共十条，所言皆为国家大事。这位首义都督在弥留之际，对于当时国内纷乱的时局仍然忧心忡忡。他特别强调，希望从速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并实行垦殖，振兴实业，更强调“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常较物质文明尤为注重”，并希望“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正一路高歌，抵近京津，“全国统一”胜利在望。并非革命党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国民党人看来似乎并不那么值得称颂。事实上，多年之后流传甚广的“床下都督”之误说，其制造和传播过程中，也是一些国民党人起了作用。不过，在北伐行将统一全国的1928年，面对溘然长逝的这位首义都督和前大总统，南京国民政府仍然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首义都督身后事：一场聚集新老政客的国葬

　　在获知黎元洪逝世的消息后，南京方面立即由谭延?、于右任起草发布了一份国民政府令：“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并表示“所有丧葬典礼，著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黎家人鉴于时局，也自知国民党即将进占津京，成为中国的新主人，因而对于黎元洪的葬事也主动向国民党示好，希望由南京政府出面主持。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黎绍业兄弟在6月7日便向谭延?、李烈钧发去电报，表示“先君与孙先大总统，同创共和，谊犹昆弟……与革命精神，原无或异……此次身后大事，关系中外观瞻，苫块昏迷，罔知所措。”因此他们希望谭、李二人对于黎元洪葬事的操办“不吝教诲，敢恳指示礼仪，期慰先灵于地下。”

　　可见，在黎元洪逝世后的第一时间，黎家便与国民党方面就达成了默契：由南京国民政府出面主持操办黎元洪葬事。很快，内政部在六月下旬便拟出了黎元洪葬事办法五条：“一、举行国葬;二、国葬费一万元，由内政部员会同遗族办理;三、葬时由内政部呈请国民政府派员致祭;四、临葬之日，由政府通令全国官署及各团体，均下半旗志哀，并由所在地地方官吏派遣军队乐队护送;五、掩圹时由特派员与承办葬事专员亲临监视，鸣礼炮十七发。”

　　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在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天，其遗体便已入殓。黎元洪身着大总统制服，佩戴指挥刀和勋章，此外棺木内并无太多随葬物品。至7月16日，黎府决定在黎元洪停灵的英租界寓所内开放来宾吊唁，并定于7月19日出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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