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周秉德看起来精神头儿不错，黑色马甲套在驼色针织衫外，花灰的短发烫着波浪卷。

退休前，她的身份是中新社副社长。而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作为周恩来的侄女，她12岁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纪念日。和过去的39年一样，这段时间总会是她一年中颇为忙碌的日子。

近日，在北京复兴门一家咖啡馆，周秉德接受了“政事儿”的专访。

谈纪念

“39年来未曾中断过”

“政事儿”：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这一天周家会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

周秉德：我们周家的人和周总理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的周恩来纪念室进行纪念。我现在也在筹备一个音乐会，已经找了导演，不过还不能最终确定。

另外，今年江苏淮安（周恩来出生地）的周恩来纪念馆，把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灵车请回去了。他们要请很多人在那里进行纪念活动，也邀请我去，但我只得请假不能去，因为在北京的纪念活动，我必须参加，39年从来没有断过。

政事儿：这些年来都是怎么纪念周恩来的？

周秉德：从1977年开始，每年的1月8日，亲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会聚集在一起纪念他。因为他的骨灰已经洒向祖国山川大地，没有墓碑，所以我们就到天安门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去纪念。在那儿，有的人带着鲜花，有的人带着水果，把它们摆在烈士纪念碑前。

1月8号总是数九寒天，连带去的水仙花都冻冰了。毛主席纪念堂开辟了周恩来革命业绩纪念室之后，每年的活动就到纪念室里去进行。39年来，这个纪念活动从来没有断过。

政事儿：《周恩来答问录》选择在1月8日正式出版，这天还有其他的出版物吗？

周秉德：浙江省委有个炊事员叫邹建国，他几十年来特别崇拜周恩来，搜集资料办了很多展览，逢十的年份总会有出版物。今年他要出的是关于总理的一个剪纸出版物，他找当地人做了总理形象的剪纸，把这些剪纸印成画册。

山东有两个兄弟画家，热爱周总理，敬仰周总理，他们经过充分酝酿，画总理像。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把总理几个重要时期的形象画了出来，很有神韵。去年做了很长的挂历，今年又做了台历，送给了很多街头的劳动者和机关单位。

谈周恩来去世

“四人帮层层布置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

政事儿：能回忆一下周恩来去世时的情况吗？

周秉德：当时我正在上海出差。1月8号9点58分，总理停止呼吸了，伯母让秘书来通知我。秘书辗转电报到上海亲戚家，尚未通知到我。我已经听到早晨6点半钟的新闻了。昏天黑地的，整个人都蒙了，我赶紧买机票回北京。回到北京找我伯母的时候，我想她一定是躺在床上哭得不得了，结果她反而在客厅里站着等我。我就跟她抱在一起哭，她说不哭秉德，要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哭。后来在北京医院告别的时候，是在很小的一个告别室。没有安排在八宝山，也没有在大的告别室！

政事儿：当时为什么没在八宝山告别？

周秉德：那时是四人帮的时代，都是故意压制的。清明节前，不让去天安门，说是鬼节，都不让去。

政事儿：周总理1月8号逝世后几个月，四人帮有什么动作？

周秉德：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拍摄的新闻纪录片，不让在电视上播放。总理去世的时候，很多机关学校等单位要给总理布置灵堂，四人帮都不让。层层布置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不许戴白花。而且谁上天安门都得记录下来。

当时还没有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松柏树，人们在树上系了很多白花，还有很多诗词，例如“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等等。

到了清明节，四人帮事先就层层布置，说清明节是鬼节，人们不可以去天安门，不可以去聚会，应该正常的抓革命促生产。但群情激昂，还是有很多人到了天安门。但人们送的花圈，四人帮就连夜把花圈撤走。

政事儿：花圈是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周秉德：纪念碑上。那时纪念碑上和周围放了好多好多花圈，都是夜间就被撤走。有工人做了5吨重的花圈，天安门广场也没人把守，意思是看你（指四人帮）怎么搬。

听一位朋友说，那天到了广场后，看到有个工人在花圈旁边犯困，问他纪念总理怎么还这么无精打采？他说我担心军人把花圈抬走，我在这里已经守了两天两夜。这是老百姓的心情，一方面是对总理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对江青四人帮的愤恨。

谈家风

“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周秉德与周恩来

政事儿：周家的家风是什么样的？

周秉德：家风很简单，就是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都是普通学生，长大了是普通老百姓。

政事儿：但你12岁就住进了中南海。

周秉德：我们上学都是坐公交，吃饭是在大食堂。只不过就是跟他有这么一层关系，而这个关系只是家长里短，没有任何其他的。我们只是进了中南海，进了西花厅，其他的一概都是老百姓。

政事儿：你的意思是，你只是住的地方跟其他同学不一样？

周秉德：对，其他的都一样。而且一直都是普通人的心态。比如从小就告诉我们是普通人，将来你们的前途都要靠自己去奋斗，不能靠伯伯这层关系。

政事儿：总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周秉德：做老百姓。不要想有任何借他的光，不可能的。而且我们都很低调，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我出了一本书《我的伯父周恩来》，以前谁都不知道我。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出头露面，不让大家知道我。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照相的时候，我可能年龄也大了比较显眼，别人把我搁到前边儿。我的弟弟妹妹或者孩子们，都是在最后面或者边儿上才能找到他们。没人往前边儿争，都是很收敛的，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政事儿：你担任过级别最高的职务是中新社副社长。

周秉德：对，就是个正司级干部。有的人我看不起，现在很多靠疏通关系干这个干那个，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样的人我是不承认他是共产党的。

谈“红色后代”

“这里边确实是良莠不齐”

政事儿：你怎么看“红二代”这个称呼？

周秉德：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不能否认，但是这里边确实是良莠不齐，什么样的人都有，主要就看自己的态度和作为。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嘛，做得好还是做得赖都是自己的。

政事儿：“红二代”会搞一些纪念活动，你经常参加吗？

周秉德：通知到我了，我就去。不通知我的，我也不追。有可能的时候还是尽量去。一般的找我的人，还是觉得能够谈到一起的，不是考虑自己东西特别多的人，有权有势的也不找我。（笑）

政事儿：大家平时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聚起来的时候会有特殊的交流吗？

周秉德：老一辈都是比较亲近的，大家也就比较自然，互相都很理解，但是也没有太多深入地了解，或者说私底下的你来我往，我也都没有什么。

政事儿：“红二代”和其他人有不同吗？

周秉德：不一样。每个人的思想都不一样，有的左，有的右。我没有专门去分辨过哪些是左，哪些是右。没有考虑这问题，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不谈。有些人可能思想上谈不到一块儿，不谈就不谈，去批判也没必要。不可能要求大家思想上的一致。
政事儿：所以“红二代”还是一个很多元的群体。

周秉德：当然了，清一色是不可能的。

周秉德

谈反腐

“习近平做这些事情做得太好了”

周秉德：我觉得反腐太必要了。再不下决心做下去的话，真是很危险了。习近平做这些事情做得太好了，做得非常有必要。

政事儿：关于周恩来养子养女的问题，你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秉德：一些养子的传闻是没有的事。我七妈对我说过，他们只有三个义女，孙维世大家都知道，是烈士后代。抗日战争初期，跟她妈妈，哥哥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当时看到了他们，把他们收留下来。她没有父亲，就把她收为养女。1968年，她被江青迫害而死。

一个是叶挺的女儿叶扬眉，从小认了干女儿。后来，她在从重庆到延安的飞机上遇难。还有一个干女儿，是我伯伯一个南开同学的女儿谌曼里。她20多岁的时候在延安，因大雨冲刷导致她住的窑洞垮塌，意外身亡。除此以外，没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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