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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堂堂一个搞科学研究的、被称为学者的人，竟不加分析思考，就根据汇报材料，将这些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不是大大的丢脸吗？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12期，作者：王凡，原题为：《和于光远先生聊“党内秀才”》，本文系节选

显然，于光远对自然辩证法有研究，这一点，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的记忆中。每到他思考相关的问题时，他就会想到于光远。延安大学创办时提名于光远开课，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例证；1960年代召于光远到寓所畅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例证。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时任该刊主编的于光远召到他的菊香书屋座谈。

“毛泽东习惯倚在床上看书。也许是我们到之前，他一直倚在床上看书的缘故吧，所以我们到时他也没改变姿势，只是不再看书，转过脸和我们交谈。”

那次主要是谈哲学包括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因为话题是从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新概念”说开的，毛泽东谈了他关于宇宙的无限和物质的无限可分的见解，引出人类对客观的认知也无穷无尽的结论。

“我们说的不多，我也谈了一些有关认识论的见解，主要是毛泽东在谈，从理论到现实，思绪跳荡，毫无拘羁。他还谈到了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反对他的‘一分为二’。这次谈话是我整理的，但我没把有关‘合二为一’的内容放进谈话记录里面去。”

“您还保存有记录原稿吗？”我问于先生。

“没有，整理完了，就交上去了。这份整理稿没有公开发表，但‘文革’中间被印在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小册子中。我看见过，基本上和我整理的内容相符，也不知这些红卫兵是从哪里弄到的稿子。”

既然于光远先生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和毛泽东的近距离接触，我便希望他再多作些回忆。于先生说：“到毛泽东的寓所，除了谈自然辩证法这次外，还有一次，而且是在此之前。但那次见面不是在菊香书屋，而是在游泳池那边。”

那次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是聂荣臻元帅带于光远去的，同去的还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国近代史上有个“五口通商”，20世纪50年代则有个“六口通商”的说法。当时中共中央工作分六个口，六位政治局委员各管一口：彭真管政法，彭德怀管军事，陈毅管外交，李富春管工业，谭震林管农业，聂荣臻管科学。所以聂荣臻带着于光远、张劲夫，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大跃进”中全国科学界的情况。

“那次一到毛泽东的住所，对在那儿看到的一切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挂了许多各种类型、规格的水压机的图。谈话中，毛泽东一再为钢铁生产的产量压不下来感到奇怪。”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72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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