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和孙中山两人从未谋面，但仔细探寻两者的关系，却耐人寻味。孙中山自1896 年“ 伦敦蒙难”后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革命家，对中国事态一向关心的列宁也把目光投向了他。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支持的立场。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4 天之后，即1912 年1 月5 日，由流亡国外的列宁在多瑙河之畔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便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会上获得通过。决议“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侵略政策的行径”，为中国开始“共和”而“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这是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对孙中山的声援。孰料短短半年时间后，原本有些“英雄惺惺相惜”意味的两人却卷入火药味甚浓的争论中，孙中山于无意中“踏雷”，成了列宁的“批判对象”。事情的原委是孙中山在卸任临时大总统前一天发表的演讲在7 月份被译成法文发表在比利时《人民报》上，三天后又被译成俄文刊登在布尔什维克的《涅瓦明星报》上，而反应相当迅速的列宁也在这天的报上发表了其著名的评论孙中山及其政治主张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孙中山关于革命道路的主张给予严厉批评。值得关注的是，列宁在此文中对孙中山“民粹主义”的评价深刻影响了1919-1927 年间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并成为两者摩擦不断的思想动因所在。

　　那么，孙中山言行有什么闪光点，他做了什么竟然能够引起列宁的关注，乃至在辛亥革命后几个月内便由列宁“陪伴”亮相于1912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因这个闪光点恰恰投射在世界范围内关于革命道路的激烈争论上，贯穿于1919—1927 年间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始终，基于此，有必要简要回顾一点历史情况。

　　从未谋面的孙中山和列宁

　　孙中山因1895 年秋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而流亡国外。1896 年10月11 日清廷因其“谋反”，便命伦敦中国驻英使馆将其拘捕，经恩师康德黎(Mr. James Candlei) 和英国舆论界乃至英国政府的干预，孙中山在10 月23 日获释。这场“绑架案”在伦敦乃至国际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中国海军派驻英国的武官凤凌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孙文一案，反为该人成名。”

　　喧嚷一时的案件， 吸引了身在伦敦的俄国民粹主义者沃尔霍夫斯基(ФеликсВадимович Волховский)。此人便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案件的涉嫌者之一。不久，《俄国财富》1897 年第5 期、第12 期，先后刊登了对孙中山的采访和他伦敦蒙难记的俄译文，孙中山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列宁对中国事态的关心有案可查，从他的文章中知道，他也了解孙中山接受的是西方教育。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他写了许多文章斥责沙皇的对华政策，如《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

　　1905 年俄国国内爆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俄国情况给予以孙中山为首的虽然还非常幼稚但是淬历奋发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以极大的鼓舞。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频繁地为《民报》撰文赞颂俄国人民为反对沙皇“无不斩木揭竿，风起云涌的革命局面”，手舞足蹈表“极端之同情，为之高呼万岁，且自愧不如焉斯已矣”。

　　同样，1905 年事件也引起了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10 月17日宣言”又称“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它承诺给予人民不可动摇的言论、出版、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推进普选权, 确立国家杜马的权力，保证选民真正监督政府。宣言固然以维持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为前提，但毕竟标志着俄国宪政的提出与开端。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动荡的局势中，1905 年后俄国出现了两种政治主张、两条道路，一种是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道路，他们主张进行和平改革，用君主立宪取代沙皇专制。另外一种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列宁遵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反对任何改良主义道路，认为那是“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张走“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直接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个观点成为1919 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也是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间龊龉不断的根本原因之一。

　　孙中山的演说踏入世界范围内关于革命道路争论的“雷区”

　　如上述，孙中山与列宁并未曾谋面，然而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踏入了关于革命道路争论的“雷区”。

　　本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支持的立场。1910 年2 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报纸《星报》 在彼得堡创刊时，就嗅到中国革命的气息，开始系统报道中国情况。1911 年，中华大地骤起狂飚，清王朝覆灭。《星报》开辟了“中国革命”专栏，有人以《龙抬头》为题大做宣传，讴歌中国的新生。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不想建都于“宫殿巍峨，每足引起执政者帝王痴梦，官僚遗毒，深植社会人心”的北京。他定都南京，1912 年元旦在那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 天之后，即1912年1 月5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会上通过的那个《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是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对孙中山的声援，我们不清楚当时孙中山是否知道。无论如何，与沙皇的侵略相比，列宁“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侵略政策的行径”，为中国开始“共和”而“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毕竟是一个正义的声音。

　　孙中山和列宁如何同时亮相呢?事情确实蹊跷，耐人寻味。孙中山的讲演《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是他卸任临时大总统前夕于1912 年3 月31 日在南京同盟会成员的饯别会上发表的。3 个多月后(1912 年7 月12 日) 便被译为法语发表在比利时的《人民报》上。

　　孙中山上述讲话，重点谈的是社会革命和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国革命道路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他的“思患预防”，指的是不能等到资本家大量出现，才不得已“再杀人流血去争”，“重罹其祸”，要预防用激烈手段进行暴力革命。通过流血和暴力完成社会革命，不是他的选择，他开出的良方是实行“平均地权”，使中国农民问题在发展中逐渐解决，“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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