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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张作霖

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张作霖，盘据东北的大军阀。因为战略的需要。本应是水火关系的这两个人，居然建立起了一种超乎于寻常的个人关系。正如作者所言，他们的这一关系知者不多，在此披露出来，奉献给本刊读者。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密切合作，建立了对抗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的军事同盟，对当时的南北政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这种关系发生在民主革命家和奉系军阀首领之间，因此很少为人注意。本文拟对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合作的前前后后作一简略的阐述。

初次接触，投石问路

1919年秋，孙中山和张作霖开始接触，并且以建立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关系为目的。最早提出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联合的，是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

1919年夏，李盛铎派侄子李守冰来粤拜见孙中山，说：“吴佩孚欺世盗名，残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拨乱而反之正。直系军阀拥兵数万，纵横数省，非夹击之断难收廓清之效。”他希望孙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击吴佩孚者。”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也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

孙中山表示赞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居中联络。宁武是辽宁省海城人，旱年接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参加东北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1919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对宁武谈了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目的：“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这时，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当时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建设葫芦岛海港，通过奉军副司令张景惠的介绍，宁武以华侨资本家代表的身份与张作霖见了面，并会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准备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坦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块?”宁武的回答是：“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在接触中，宁武发现张作霖很崇敬孙中山，便竭力居中撮合。在宁武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约见了他。据宁武估计，张作霖可能已经同他的幕僚商议过与孙中山合作一事了。张作霖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着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牵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了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这次是孙中山与张作霖初次的直接联系，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细，孙中山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给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联合讨直，孙张接近

1920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天津邀请宁武去北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他也总爱向人标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张作霖兴致勃勃，畅所欲言，谈兴甚浓。他对宁武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便问他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他机警地回答：“宁武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宁武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话还没有谈到正题，曹锟不期而至，宁武于是先行离去。曹锟一进门就叫嚷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锟在家排行第三)啊?”张作霖极力否认，劝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于是拿出孙中山部属杨庶堪、宋大章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作为证物，信里牵涉到宋文林。张作霖反应很快，他马上把责任完全往宋文林身上推，随即下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这才把曹锟敷衍走。

1921年2月，宁武来到沈阳，先与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混成第三旅旅长张学良进行会谈，然后拜会张作霖。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去联络一下。”张作霖指派奉军旅长李少白(又名李梦庚)同宁武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码。

在桂林大本营，宁武引荐李少白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问了东北情况后，重点谈了他对于建设新中国的计划和开发北方港口的计划。李少白非常惊奇，表示非常钦佩，因为他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建国计划。宁武也向孙中山谈及他的看法：“张作霖对于革命二字是谈不到的，但对先生很敬仰，相信先生救国有办法，合作是可望成功的。”

孙中山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不借外力配合北伐先击败曹、吴，打开个新的局面。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但在回奉天途中，他们看到有报纸载文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这是有人造谣。

果然，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对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翌日，宁武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这才恍然大悟，连说：“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

度大变，表示要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此后，宁武常驻奉天，担任孙中山与张作霖的联络人。张作霖还派奉系将领姜登选等人到广东与孙中山、谭延?会面，协商讨直之事。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的失败，推动了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合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但奉军西路总司令张景惠行动迟缓，耽误了战局。直军后来转入反攻，势头凶猛，奉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溃不成军。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新军作战勇敢，在危急关头连续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多数军队的退路都会被截断。5月，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直系军队占了上风。总统徐世昌火中取栗，下令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职务。徐世昌的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6月17日，在英国的干预下，直军代表王承斌、杨清臣与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而孙中山此时也遭遇陈炯明叛乱事件，处境困难。1921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随后，孙中山准备亲率大军北伐，但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直系吴佩孚勾结，即吴佩孚所说的“如吴、陈携手，统一中国如举棋耳”，阻挠北伐。湖南都督赵恒惕宣称“湖南立宪自治”，奉行“拒北阻南”的方针，不让国民革命军假道湖南北伐。翌年春，孙中山在罢免了陈炯明后，将大本营移驻韶关，准备改道北伐。1922年5月，孙中山誓师出兵，战事进展顺利。不料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广东全部几乎为陈所控制。18日，孙中山乘“永丰”舰脱险到上海。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孙中山并未出兵相助，但张作霖并未因此抱怨，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孙中山平安到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住。”宁武在拜见孙中山时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要宁武婉言代为辞谢。

孙中山思索了一会又问宁武：“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宁武表示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孙中山很高兴，亲自给张作霖写了一封致谢的信，暗示他如果筹到款，便可立即戡平叛乱。张作霖见到宁武后先问起孙中山的生活情况，宁武老实告诉他，孙先生经济很困难。

张作霖爽快地表示：“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十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为共同反对直系，孙中山与张作霖联系日益密切起来。9月初，张作霖派李香斋、韩麟春等人赴沪拜见孙中山。韩麟春代表张作霖赠孙中山生活费2万元，张作霖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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