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12日，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国务院20多个部委、局及北京市委奉命参加工作组的同志共100多人，于同一天飞抵上海。遵照中央的部署，各部到上海名义上是了解1977年计划安排情况，实际上是接管上海市，任务相当艰巨。各部由部长、司局长带队，选派的干部都是政治上较强、业务精通的骨干。轻工业部首批派往上海参加工作组的有陈锦华、谢红胜、鲁万章、王金光4位司局长与周鹏年、李澄和、朱庆颐和我共8人。

　　我们一行8人于12日晚住进国际饭店。开头几天，大家分头到市革委工交组、市纺织局、市轻工业局联系工作。10月下旬，根据工作组领导的安排，轻工业部8人分赴两条战线展开工作。陈锦华为首的6人进驻上海市文教口，谢红胜与国家计委、建委、一机部的6位司局级干部分别到上海市革委工交组下设的5个组。我作为谢红胜的助手，也一起到工交组工作。我们两人除到工交组外，还重点到市纺织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轻纺两个局当时情况十分复杂，上棉十七厂和三十一厂分别是王洪文、王秀珍的“老窝”。轻工业局的领导权由王洪文的“小兄弟”马振龙把持。

　　我们的任务艰巨，人手不够，后请示钱之光部长，并报林乎加同志批准，部里又先后增派了娄世勤、徐政、王海南、潘裕仁、凌晋良等5人参加工作组，他们到达上海后，加强了对市纺织局、轻工业局揭批“四人帮”的领导。市手工业局问题不大，花的精力相对少些。此后，李正光局长也参加了工作组，到1976年底，轻工业部参加工作组的人员达14人。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我们到上海后，从10月13日起，到市革委工交组、纺织局、轻工业局联系工作。14日晚，南京路上贴出了《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大标语，外滩一带人山人海，大字报和漫画铺天盖地，我们也挤到人群中看大字报，观察动向。每天晚上看到22点左右，回饭店后，陈锦华、谢红胜召集碰头会，每人汇报一天来的所见所闻及轻工业局、纺织局、手工业局三个局的情况。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我们一行8人在离开北京前，钱之光部长在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睛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听取上海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发现问题不要随便表态，立即向中央报告。

　　粉碎“武装暴乱”的阴谋

　　从10月12日工作组到上海起，到10月26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上海市委领导职务的半个月时间内，是上海局势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一帮“小兄弟”，狗急跳墙，妄图动用民兵搞“武装暴乱”，上海随时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在这半个月内我们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陈锦华、谢红胜每隔一两天要向中央写汇报材料。他们起草报告后由我和娄世勤同志抄清。按照中央事先的约定，在信封上写“北京立新路9号收”，寄信人落款是“郑勤”(即采用郑定铨、娄世勤两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为防止这些材料被上海邮电部门拦截扣留，重要的报告不在上海寄发，而是采取解放前地下党的活动方式，派我带信件乘火车到苏州，下车后确认无人跟踪，再坐车到市中心附近的一个邮局投寄，确保信件安全发到北京。

　　北京立新路9号在哪里?是哪个机关所在地?当时并不清楚。前几年，我在原国务院机械委秘书长董峰同志处看到一份1979年12月22日的会议记录：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成立机械委问题，会议地点在“立新路9号南会议室”。老董说，70年代末期因中南海北区办公用房装修，有几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在立新路9号院办公。存在20多年的“谜”终于解开了，原来我们的报告当时是直接寄送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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