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民国二年)算是个袁世凯年，这一年，他解散了最大的对手国民党，无论是孙中山的“打到北京去，消灭袁世凯”，还是黄兴的“让法律来说话”，抑或宋教仁的“党是对抗北洋军阀的唯一武器”，都不可避免地先后失败了。《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以无限连任，大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有权推举三个人作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这种做法几乎与帝制无异。明眼人都知道，袁世凯这回要搞家天下了。当然，称帝不是说称就能称的，还是要名正言顺，搞的“民心所向”才可以。
要称帝，首先就得有民意，于是各色请愿团粉墨登场。当时的请愿团多如牛毛，什么商界请愿团，公民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甚至于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出来了。似乎这袁世凯要是不当皇帝，这乞丐乞讨，妓女卖淫都失去了原本的价值和意义。
拥袁世凯为帝，最开始，是湖湘才子杨度奠定理论根基的。1915年4月，杨度完成论著《君宪救国论》，该文洋洋洒洒，长达两万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君主立宪救国的理由，中篇论述总统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宪。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终归亡国而已。在杨度看来，共和国必须有很深的民主自由传统，一般意义的共和国，经济强盛，军事实力相对较弱，比如美国和法国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往往会导致政局不稳。至于君主立宪国家，一般都有服从和等级的传统；君主立宪的国家，一般来说军事实力比较强大，比如英国德国。杨度还根据中国国民认识的现状出发，认为中国人多数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因此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1915年8月中旬，袁世凯授意参政院参政杨度组织了筹安会，鼓吹民主不适合我国国情，主张君主立宪；又秘密组织了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梁士诒、段芝贵等组成的十人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心，着手筹备。8月30日，这个班子又秉承袁世凯之意，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把利用民意的意图说得一清二楚：“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底稿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入，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
杨度等恃有袁世凯为后台老板，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公然把一些来京的各省筹安会代表和旅京人士，组成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
恢复帝制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于是参政院开会，研究处理公民请愿问题。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在会上代表袁世凯发表书面讲话，声称：“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种吞吞吐吐的“表态”，对于变更国体态度十分暧昧，似乎既是赞成又是反对。不过弦外之音显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国人民硬要袁世凯做皇帝的话，他也会尊重和服从国民的意愿。
搞了这么多事情出来，袁世凯称帝的心思已经是昭然若揭，但是他还是有顾虑的，这个顾虑就来自日本。当时的国际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西方国家要不是满头脓疮，就是心肌梗塞，根本没有时间往东边看。东方的大小事情，大多还是那个1895年打败了他老师的小日本说了算。日本人如果不赞成他称帝，那事情就非常不好弄了。其实日本一向把袁世凯看成它控制中国的一个障碍，因为袁世凯和日本打交道几十年，对日本非常了解，而且也有一套手段，硬的、软的，你想把他摆平了很难的。所以日本视他为控制中国最大障碍。应该说，日本在袁世凯称帝的事情上是不怎么支持的，偏偏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梦想着做“皇太子”的袁克定。
当时日本外务省在北京主办的一份报纸，名叫《顺天时报》，主要介绍日本的化妆品和小百货，有时也会刊登些时政文章，其言论多代表了日本的官方立场。为了替袁世凯彻底扫除称帝的思想障碍，袁克定不惜重金雇请枪手打造了一个工作团队，专门负责伪造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很明显，在这份袁记《顺天时报》里登得自然都是些鼓吹帝制，赞成称帝的文章。这让袁世凯开始渐渐打消了自己的顾虑，真的认为自己称帝是万民所向了。当然这件事后来还是穿帮了，如果不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偶然发现包核桃、板栗等干果的《顺天时报》跟自己在家看的《顺天时报》大相径庭，从而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恐怕至死都还蒙在鼓里，但此时的袁世凯心思已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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