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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少愚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唐学锋，原题：空军王牌飞行员中的“潜伏者”

1942年6月的一天，胡春浦回到离别8年的故乡——四川渠县。他的公开身份是“四川省国民党部秘书”，而他的秘密身份则是中共党员（属中央政治保卫局，原著名的“特科”——作者注）。此行的目的，他是借“悼念民族英雄抗日军人”的名义，策划为当地一位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军人举行纪念活动。

这位中国军人是著名飞行员，也是胡春浦的同乡。他们之间更有一层亲密的关系——他也是中共党员，而且是经胡春浦亲自发展的党员。他就是曾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的郑少愚。

郑少愚追悼大会在渠县如期举行，当地政府还在郑少愚出生的鲜渡乡老家为其树立了1块“少愚碑”。后经国民政府批准，将鲜渡乡改为“少愚乡”。

秘密入党

郑少愚，原名郑士玺，四川渠县鲜渡乡人，1911年10月9日出生。他7岁入当地的国民小学学习，15岁考入南京五州中学，不久转入东方中学。1930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8期。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四川同乡、共产党人吴懋德、雷夏电（后被捕自首）等人。在与他们的频繁交往中，郑少愚受到党的影响，思想上追求进步。

经6个月的军事训练后，学校放假2周。郑少愚邀约了20余名四川同乡同学，去普陀旅游。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一位同学与宪兵发生纠纷，郑少愚首先站出来代表同学们与宪兵理论。不料返校后，校方却以“超假”“不购车票”等不实理由，将这20余名学生开除学籍，实际上是把他们当成“思想不稳定分子”清洗出校。

1932年，郑少愚返回四川，在绥定（今达州市）联合县立中学高中部读书。次年，郑少愚考入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3期学习。该期于1933年9月1日开学，于1934年12月31日毕业，毕业学员61人（该期学员在抗战中，因作战、飞行训练、执行公务而阵亡的人员达到21人——作者注）。郑少愚毕业后，因成绩优秀留校任准尉飞行教官。

1935年4月，郑少愚的好友兼同乡胡春浦来到杭州。他是奉上海党组织的命令，专程到杭州的。鉴于国民党空军对红色根据地的侦察和轰炸日益加剧，给红军造成较大威胁，我党也急于向国民党空军渗透，以获取相关情报。上海党组织得知胡春浦有一个同乡在中央航校任教官，且从他们平时的书信来往中，了解到郑少愚的政治抱负，遂特派刚刚入党不久的胡春浦来做郑少愚的工作。由于航校纪律严格，郑少愚只能在每个星期天从20里外的笕桥赶到杭州城与胡春浦见面。经党组织严格考察，并由胡春浦、吴懋德介绍，郑少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郑少愚的组织关系，由胡春浦单独掌握。

1938年7月，胡春浦到汉口后，曾先后4次受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长江局）的叶剑英、李克农等人接见。根据胡春浦的汇报，党组织承认了一度与我党失去联系的郑少愚的中共党员身份，仍单独与胡春浦联系。此后，中共南方局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都知道郑少愚这一特殊身份。

郑少愚是一位极具独立思考能力的军人，在航校当教官时期，他就在1935年发行的《空军》杂志上发表文章《驱逐机攻击重轰炸机之研究》。这对他之后驾机与日机作战大有帮助。而能在专业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这对当时的中国空军飞行员来讲，也是少之又少。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我驻上海宝山路军队阵地进犯，我守军奋起还击，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正式爆发。

此时的郑少愚，已在战前由航校调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任第22中队分队长。该大队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奉命从南昌转场至周家口，准备支援华北陆军对日作战。

8月14日上午10点，该大队接到正在南京开会的大队长高志航来电，令全队飞往杭州的笕桥。中午1点，第4大队第21中队在李桂丹队长率领下首批出发，第22中队、第23中队依次起飞。

下午4点左右，先期到达笕桥机场的第21、23中队，还未来得及加油，即遇日机来袭，马上在大队长高志航率领下升空迎战。此时，郑少愚所在的中队刚好于广德加油后，在飞往笕桥的途中。

郑少愚是中队里最后一个加油并起飞的，当他追随中队赶到杭州笕桥上空时，空战已经结束，连日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郑少愚不甘心空手而归，竟单机向钱塘江口方向飞去。碰巧的是，郑少愚刚好遇上在广德机场投弹完毕正返航的日军浅野编队。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向其发动攻击！这是一次极其冒险的行动。因为，浅野编队的9架轰炸机上的机枪形成的密集火网，让他根本无法靠近，强行发动攻击，不但难以击中日机，自己也很有可能会受伤。郑少愚曾在两年前专门研究过“如何以驱逐机（战斗机）打轰炸机”，见日机群未发现自己，他想在实践中检验一下自己的战术打法。他悄悄地跟上去，咬住飞在后面的第2编队第2号机，猛加油门，突然开火，该机当场被击中，并冒烟下坠。郑少愚见偷袭得手，不再恋战，安全返航。

这架被郑少愚击中的日机，其正驾驶是小川一空曹、副驾驶是才田三空曹。他们驾驶这架受重伤的飞机，勉强飞至基隆港东北边的社寮（今称和平岛）灯塔处坠海。

“8.14”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3.5架。是役，中国空军虽然是被动应战，却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特别是孤胆英雄郑少愚，面对日军9机编队，沉着稳重，单机突袭，并击落日机1架，充分彰显了中国空军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精神。

次日，日空军为了报复我空军，又集中了100余架飞机，对南昌、杭州、南京等空军基地进行空袭。在当天的空战中，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202的霍克Ⅲ战斗机，与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驾驶的2101号霍克Ⅲ战斗机互相配合，追击1架日机。在追击过程中，他们遭到这架日机后座机枪的猛烈射击，郑少愚的飞机起落架和李桂丹的飞机上翼均中弹。但他们沉着应战，交替换拉贴近攻击，终将日机击中，当场爆炸解体。

此后，郑少愚又多次参加对陆军方面的支援作战任务，轰炸、扫射日军在上海附近的阵地、码头和仓库等。

9月4日，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令第4大队派9机前往上海宝山、罗店一带上空，担任制空任务，以掩护陆军作战。9机由第23中队队长毛瀛初率领，于上午11点30分从南京机场起飞。郑少愚与同队的曹世荣担任毛瀛初的僚机在第1分队，第2分队3机由第22中队副队长赖名汤带领，第3分队3机由第23中队分队长吕基淳带领。我机群于中午1点飞抵罗店上空，遭遇敌10余架96式驱逐机，当即发生空战。是役，吕基淳击落日机1架。郑少愚驾驶的2209号霍克Ⅲ战斗机遭日机3架围攻，油箱被击中爆炸起火，迫降于杨林口我军阵地，郑少愚腿受枪伤，手、面、头部被烧伤。飞行员齐志云驾驶的2409号霍克Ⅲ战斗机中弹数十发，迫降于无锡附近，机损人伤。

郑少愚伤愈之后，即赴西北的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飞机。

1938年1月14日，经中国空军当局批准：李桂丹升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毛瀛初升任第4大队副大队长，吕基淳升任第23中队队长，刘志汉升任第22中队队长，郑少愚升任第22中队副队长。

2月初，第4大队进驻襄阳，为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作战前准备。2月14日晚，全大队召集分队长以上会议，宣布到汉口时的作战计划。这是中国空军自开战并接受苏联援华以来，首次针对即将到来的大空战作战前的战术部署。根据战前计划，我空军的飞机应分层布防于拟战斗空域，大队作战应留1个中队在上层掩护，每个中队作战应留1个分队在上层掩护。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空军都是采用这种战术，以分层队形对付日机来袭。

2月17日，第4大队第21、22中队奉命进驻汉口机场，第23中队进驻孝感机场。

2月18日，日军分别从南京和芜湖两地出动战斗机26架，掩护12架轰炸机前来空袭武汉。是日，第4大队出动E-15战斗机19架、E-16战斗机10架升空迎战。

按战前部署，第22、23中队的19架E-15战斗机应担任对敌空战的主要任务，第21中队的10架E-16战斗机则担任高空掩护和增援。

中午1点，李桂丹亲率第22中队的11架战斗机从汉口机场升空。该中队又分为4个分队，李桂丹带领第1分队，郑少愚率第2分队，张光明率第3分队，巴清正率第4分队。我编队升空3分钟后，还未来得及与孝感机场起飞的第23中队汇合，形成空中布防，在2500米的高空，就突然遭到12架敌96式舰载战斗机来自后上方的攻击。

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李桂丹和郑少愚率领的第1、2分队。经编队空战2分钟后，即发生单机格斗。李桂丹的飞机首先中弹，油箱被击中爆炸，当场牺牲。与此同时，郑少愚和巴清正的飞机也中弹了。郑少愚拼命拉起飞机和日机周旋，结果引来3架日机的围攻。郑少愚居然在众多日机的围攻中左拼右突，击伤1架日机，自己却毫发无损地将受伤的P-5848号战机成功迫降在汉口。落地后，经检查，原来他的飞机的方向舵操纵线被打断，飞机已无法进行有效地操控。

此次空战，第22中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我机被击毁6架、击伤2架；大队长李桂丹、队员巴清正、李鹏翔、王怡等人阵亡。但队长刘志汉、队员冯汝和（2架）、张明生、吴鼎臣亦经过顽强拼搏，击落日机5架。

是役，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1架。“2.18”武汉空战，是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最成功地在空战中运用战术协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一次典型案例。同时，是自南京失陷之后，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和民心，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荡气回肠的重庆之战

1938年9月初，郑少愚随所在部队移防四川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从此，担任起防守战时首都重庆的任务。

10月4日，日机18架空袭梁山机场，被中国空军击落2架。

1939年1月15日，日机29架空袭重庆，与中国空军的12架战斗机发生空战，被当场击落1架，击伤4架。

5月3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一空袭部队出动45架轰炸机空袭重庆。12点30分，驻守广阳坝的中国空军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派战机升空布阵。此次参加空战的中国战机为37架（第4大队25架，第5大队12架），仍被分成3个编队。其中，由第4大队大队长董明德率领1个编队担任高空掩护，第22中队队长郑少愚率全队担任搜索和拦截日机的主要任务，另1个编队则由第5大队的飞机组成，担任支援任务。

中午1点10分，郑少愚的编队率先发现日机群，并当即发动了对头攻击。在高空担任掩护任务的董明德编队此刻也发现了日机，立即从高空俯冲下来。随后，由第5大队的飞机组成的编队也加入了战斗。

这是重庆有史以来在主城区天空中出现的第一次大空战，双方参战飞机达到82架之多。对于从未看见过飞机的大多数重庆市民而言，他们宁可冒着日机投下炸弹的危险，驻足空地，观看这场大空战，并为中国空军勇士的顽强战斗拍手鼓掌。

是役，我空军当场击落日机2架，击伤43架。来犯的日机竟无一完好。而我方亦损失飞机4架，张明生、张哲阵亡，龚业悌、林耀负伤跳伞获救。

经“5.3”空战打击后，次日，日军经修复可使用的只有27架。此后，日机空袭重庆全部改在夜间进行。

5月底至6月初，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2个战斗机大队又进驻重庆周边地区，重庆地区的防空力量得以加强。日机更不敢贸然在白天来袭，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0年春夏之交，才被打破。

1940年，日本空军一改过去利用黄昏和夜晚的掩护空袭重庆的战术，利用其在飞机数量和性能上的优势，不分白天和夜晚大举空袭重庆。在这一年中，苏联逐渐减少、并撤回了志愿飞行员，保卫重庆上空的任务，独自落在中国空军肩上。

为了增强重庆地区的防空力量，中国空军当局还将驻防成都的第3、第5大队的部分兵力调往重庆。

1940年的重庆空战是最为激烈和残酷的，中国空军常常要面对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我的日机作战。在这期间，郑少愚已升任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他成为这一时期，在重庆上空直接指挥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最高指挥长官。

以1940年7月的重庆空战为例，根据《重庆大轰炸》（由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和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编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作者注）一书统计，日机在当月共出动7次，对重庆主城区进行了轰炸，其大致情况如下：

注：另据《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潘洵、周勇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2011年）记载，日机在7月5日、7月22日出动的次数分别为90次和125次。

郑少愚亲自率领中国空军出征7次，其大致情况如下：

7月4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101的E-15战斗机，率领15架E-15、6架E-16、9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31架战斗机升空迎战。空战过程中，我4机迫降，1机中弹，飞行员黎宗彦在迫降中，机毁人亡。是役，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重伤敌机2架。而在次日发行的《国民公报》则报道，我空军在长寿上空击落日机1架。

7月5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323的E-15战斗机，率领10架E-15、5架E-16、8架霍克Ⅲ，共计23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我机群曾分别在途中至梁山、白市驿机场加油后，起飞再战。日机群在綦江至江津上空遭我军攻击后，飞至渝西之资中、岳池、隆昌一带盘旋，终因寻找不到进入重庆市区的机会，遂临时改变轰炸目标，在自流井、綦江投弹后离去。

7月8日，郑少愚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3架E-15、3架E-16、7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24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此役，我机曾3次加油，3次升空再战。我机曾与第1、第2批入侵的日机相遇，均因高度不足，虽发动攻击，但未有收获。第3次，我机尽量升高，终于在下午2点05分，于白塔上空7500米高度处，捕捉到第3批入侵的日机，当即发动猛烈攻击，并追敌至南川附近始返回。是役，我空军重伤敌机3架，飞行员姚杰迫降于浮图关西花岩附近，人机俱伤。

7月8日，郑少愚再次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2架E-15、2架E-16、7架霍克Ⅲ，共21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我机曾分别在江北和南川上空，与日机相遇，并展开空战。次日，《新华日报》以“行都昨空战告捷我击落敌机4架，另有5架受重伤恐难返旧巢”为标题，对此次空战进行了报道。但此为国民党中央社发的通稿，在战时，当有夸大和不实之词。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是日，我空军没有击落日机，我方亦无损失。

7月16日，郑少愚仍然驾驶编号为2121的E-15战斗机，率领17架E-15、6架E-16、7架霍克Ⅲ、1架霍克75，共计31架战斗机起飞作战。上午11点17分、下午1点，我机群先后与来犯的日机群在重庆主城上空展开激烈空战。是役，我机先后有5机中弹，丁寿康在空战中阵亡。根据当天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我机跟踪空战多时，追过长寿落远，乃返回，见两敌机由2、3中队脱落，偏摆不定，另1敌机发动机击停，一个挣扎侧飞。次日，《国民公报》报道，在16日的空战中，我空军击落敌机3架。

7月22日，郑少愚换乘编号为2323的E-15战斗机，率领8架E-15、7架E-16、7架霍克Ⅲ，共计32架战斗机起飞作战。由于我将日侦察机1架击落，日机群失去了耳目，转至合川、綦江轰炸。我空军成功地将日机拦截在主城区之外。

7月31日，郑少愚乘编号为2326的E-15战斗机，率领21架E-15、7架E-16、8架霍克Ⅲ，共计36架战斗机起飞作战。在激烈的空战中，我机先后有4机中弹，2机坠毁，飞行员王云龙、陈少成阵亡。次日，《国民公报》报道，在31日的空战中，我空军击落敌机5架。根据当日的《中国空军战斗要报》记载：击伤敌机多架。

运用战术斗智斗勇

在空战中，郑少愚还率领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斗智斗勇。当日军以侦察机和轰炸机进行战术配合，以侦察机监视我机行动，往往在我机油耗将尽，返场加油时，指导轰炸机进入空袭目标这一战术，我空军派出专门的飞机对付日侦察机，打掉其耳目。或引诱日侦察机做出错误的判断，发出错误的信号，设立陷阱，围歼日机。

日机曾针对我机高空吸氧装备落后这一特点，多次从高空对重庆进行轰炸，让我机在低空“望机兴叹”。为此，我空军积极改进其装备，使日机拥有的这一优势丧失。日方资料记载：“最初，中国战斗机的吸氧装置只能在5000米左右高度生效，这样，对保持在6500米投弹高度的日机不能构成威胁，后来，中国战斗机改造了吸氧装置，在7500米高度也能吸氧，可以从中型攻击机编队的上空发起攻击，这是造成日机频频损失的最大原因。”

1940年6月，在日军实施“101号作战计划”期间，其海军航空部队被击落飞机5架，在空战中有97架飞机中弹，被地面炮火击中的有57架。其陆军航空部队有4架轰炸机、2架侦察机被击落，67架飞机中弹。“随着作战的激烈化，损失率已经从可允许范围发展到碍难允许的境地。”

郑少愚还运用中国空军自己发明的新技术，来打击日本空军，并取得较佳的战绩。

1940年8月11日12点18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向全市发出空袭警报，有日机来袭。同一时间，中国空军的第1批飞机7架霍克Ⅲ，由第22中队副队长范金函率领，从广阳坝机场升空。12点25分，郑少愚驾驶2326号E-15战斗机，率主力部队16架E-15战斗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中午1点45分，第24中队副队长龚业悌率6架E-16战斗机第3编队，从白市驿机场起飞。

1点56分，日机90架分两批会合飞抵北碚，企图以大编队同时进入市空投弹。在向目标航行的过程中，正前方高空突然出现了6架中国空军的飞机。这是由郑少愚率领的特别小分队，队员全由第4大队一批空战经验丰富的优秀飞行员组成，他们是高又新、郑松亭、王广英、柳哲生、洪奇伟等人。正当日机纳闷，这6架中国飞机为何不向他们发动俯冲进攻，而是缓慢在他们正前方上空飞行，像什么都没有发现时，这6架飞机突然丢下一批带降落伞的东西，立即离去。当日机群飞近，还没搞清楚这是什么时，这些东西就在日机群中爆炸。原来，这些带小型降落伞的，是由昆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教官阎雷发明的“浮游炸弹”，专门用于在空中对付敌人的轰炸机群。

突如其来的爆炸打乱了日机的编队，我机乘势发动攻击，当即击落日机1架，并追敌至石柱上空，又击落1架。是役，我机被日机击中子弹者也有8架，第21中队队员蓝锡芳在空战中肩部中弹，手指受伤。中弹飞机最多的是由第23中队队员温炎驾驶的2328号E-15战斗机，中弹20发，足见当时空战场面之激烈。

9月13日，郑少愚驾驶2101号E-15战斗机，率25架E-15、9架E-16，共计34架战斗机，由遂宁赴重庆拦截敌机。返航途中，突然遭遇日最新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的埋伏和攻击，损失惨重。中国的苏制战斗机在日本新式战斗机面前，几乎无还手之力。在空战中，郑少愚虽手足皆受弹伤，但仍奋勇迎敌，援救友机多架，战斗结束，掩护各机飞返遂宁。

至此，重庆空战暂告一段落，中国空军撤至川西地区避战。

英雄不幸罹难

1940年12月1日，空军参谋学校在成都正式成立，该校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其宗旨是培养空军优秀军官，“使能胜任指挥及大队以上各级幕僚之一切职务”，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周至柔任教育长。郑少愚进入该校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此时，陈纳德组建的飞虎队已经成立。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滇缅作战，美方提出在昆明设立中美空军联合指挥部，由美方任正指挥，中方任副指挥。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推荐已被任命为空军军区参谋长，而还未实际到位的郑少愚出任此职，美方予以同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并正式对华军事援助。

1942年4月，郑少愚等人前往印度的卡拉奇，接收由美国共和公司生产的P-43A-1“枪骑兵”战斗机。这种飞机于1941年初开始交付美国陆军航空队使用，但性能不稳定，尤其是燃料供应和制动系统有严重缺陷，漏油严重，加之机腹部位有涡轮增压器，极易发生空中起火的危险。

4月22日，郑少愚驾驶1架P-43战斗机，在印度飞往中国的途中，因飞机在空中突然起火坠地，不幸遇难。时年仅31岁。

1943年9月4日，国民政府追赠郑少愚为空军中校。

1981年11月7日，四川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239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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