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1857—1928)《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为挽救流于文弱的中国文明。出现了推崇真正的孔子学说的学派,即‘宋代儒学’。同欧洲相比,汉代儒学相当于古罗马的旧教,而宋代儒学则类似新教。宋代的学者弥补了唐代文化的缺陷,努力地使中国文化趋于完美。”(1924年)
王国维(1877—1927)《宋代之金石家》:“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於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在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等,各有庞大之著述。绘画,则董源以降,始变唐人画工之画,而为士大夫之画。在诗歌,则兼尚技术之美,与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径迥殊。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1926年)
陈寅恪(1890—1969)《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943年)《论再生缘》:“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1953年)《赠蒋秉南序》:“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1964年)
胡适(1891—1962)《中国哲学史大纲》:“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1918年)《戴东原的哲学引论》:“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虽然紧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自顾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趋向到做学问的一条路上去了,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1923年)《过去一千年来,中国是停滞不前的吗?》:“唐代只是中国文化高度发展的开始,而非巅峰。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使大规模的知识流传变得可能,这在文化发展上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是不能估量的。唐代文学的成就,主要只是在诗的创作上,散文的成绩并不理想,至于戏剧和小说则更谈不上。第一个伟大的剧本出现在13世纪。至于在哲学上,唐代缺乏第一流的思想家。禅学和理学的兴起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朱熹和王阳明的成就都迈越前代。”(1926年)《中国哲学史纲要》:“近世时期,则为中国理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远从第十世纪大规模的刊印书籍,以及第十一世纪、十二世纪新孔子学派起来的时代起,一直延长到我们这个时代。每一时期,都占了将近千年的光景。”(1942年)《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宋代)理学的兴起是个自觉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为了恢复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本土文化,用这个本土文化来取代中世纪的佛教和道教。它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并重新解释孔子与孟子的伦理和政治哲学,并以之取代自私、反社会和出世的佛教哲学。”(1960年)
钱穆(1895—199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药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别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1937年)《中国文化演进之三大阶程及其未来之演进》:“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王安石为经筵讲官,主坐讲,君则立而听。则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师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从宋代起。社会下层有转超于政治上层者,则宋代之较汉唐,其在中国文化展演之阶程上,不得不谓其又进了一步。明祖废相,成为一君独尊,其事更要不得。而明成祖之为君,则更尤要不得。以灭十族罪方孝孺,其为君自尊,尤更甚于秦始皇帝。此下明代诸君,亦终难与宋相比。此则可见宋代理学提倡正心术之说,对中国文化之大贡献处之终为不可忽视也。”(1983年)
傅斯年(1896—1950)《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大野三百年一统后,大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细密的宋朝。在许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高点。”(1924年)《致王献唐》:“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1931年)
贺麟(1902—1992)《宋儒的新评价》:“宋儒哲学中寓有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思想,在某意义下,宋明儒之学,可称为民族哲学,为发扬民族、复兴民族所须发挥光大之学。宋儒格物穷理,几事必深究其本源,理论基础甚深厚。”(1944年)
刘伯骥(1908—1983)《宋代政教史》:“宋之有天下也,历时三百载,华声之大,不逊于唐。然唐之治近于古,宋之治近于今,宋之孕育中国社会民风为纯粹中国型之传统。陶铸中国文化,经过一番创造,多彩多姿,超越欧洲之中古之发展而步入近世期,元明以降之中国社会与文化,实皆继承宋祧。”(1971年)
陈致平(1908—2002)《中华通史》:“从文化方面来看,学术思想发达、道德观念的建立、工业艺术的进步、讲学风气的盛行、出版事业与著述之多,以及海上交通之扩张,均超越前期,呈现一种多彩多姿的状态。一个民族国家武力的盛衰,其表现在一时,而文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宋虽国势不竞,但其文化却影响了契丹、女真与蒙古。它仍然是抟合中华民族的一股主力。辽、金、元之盛,转瞬即逝,而宋人所遗留的丰富文化遗产,迄今仍在,这是我们读宋史所不能忽视的。”(1979年)
钱钟书(1910—1998)《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1962年)
邓广铭(1907—1998)《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986年)《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宋代文化的发展,它既超越了居于它之前的唐代,也为居于它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及,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990年)《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然而近年以来,不论是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或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于宋代的文化,大都只是做一般性的概述,而没有人做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1990年)《北宋文化史述论序言》:“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截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时期止,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1992年)《邓广铭自选集.自序》:“宋代的文化学术,较之它的前代都有长足的进展。这从其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之并驾齐驱的现象来说是如此,从其每种学科中都先后出现了造诣高深的学人与论著来说也同样如此。”(1994年)
李定一(1919—2002)《中华史纲》:“两宋三百一十余年的历史,国境大体上是和平时期,农业隆盛,工商业繁荣,绝大多数人享受物康民阜的生活,人际之间,熙熙和和,常为后世所叙钦羡。”(1986年)
宋曦(1920—2007)《宋代学术与宋学精神》:“论学术文化则以两宋为先。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亦密。彼等此项贡献,在我国学术史上应予大书特书,不容忽视。”(1997年)
漆侠(1923-2001)《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1986年)《宋代经济史》:“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1987年)《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过程中,宋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95年)《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宋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不仅远迈此前的汉唐,而且为后来的明清所不及。它所留下的文化遗产,诸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实为我国古代文化宝藏中之宝藏。”(2002年)
金庸(1924~)《北大演讲记录》:“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 (1994年)
杨渭生(1932~)《两宋文化史研究》:“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处于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璀璨的宋文化乃我中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无论是经济、生产、衣、食、住、行、风俗、民情,还是政治、道德、学术、文艺、科技、典籍、宗教等众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成就。如果说唐朝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宋代则主要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影响深远。”(1998年)
胡昭曦(1933~)《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认识》:“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宋朝的这些社会变革和承上启下的转折,规模巨大,内容全面,丰富多彩,波澜迭起,大多始于中唐以后,完成于宋朝,并且深远地影响于后世。”(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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