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百家饭长大的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出生於长沙清水塘。在那动荡的日子里,岸英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毛泽东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行万里路!”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敌人关进协操坪监狱,小岸英也同妈妈一同关在监狱内。杨开慧就义后,毛岸英被释放,后由党组织将他们兄弟三人送到上海。1931年4月,地下党机关遭破坏,岸英兄弟流浪街头。1936年,上海地下党只找到岸英和岸青,并将他们送到苏联。毛岸英先后在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於1943年1月加入苏共(布)党。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获中尉军衔,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

　　1946年,毛岸英秘密回到延安。不久,他遵照父亲的嘱咐,去乡村劳动。因胡宗南进犯延安,毛岸英才回到毛泽东身边。

　　建国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朝鲜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

　　次子毛岸青

　　毛岸青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次子,生於1923年岸青是哥哥岸英一起到苏联学习,考取了东方大学。毛泽东喜欢毛岸英,也疼爱毛岸青,寄厚望於他。每每见到他的进步,都加以热情鼓励。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青曾在中宣部马列着作编译所从事翻译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处,毛岸青因儿时大脑被打伤,和哥哥岸英牺牲的刺激等缘故,在大连疗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北京,又一同去湖南老家。1970年,两人喜得儿子,叫毛新宇,全家生活幸福美满。

　　2007年3月23日凌晨4时20分，毛岸青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下落不明的毛岸龙

　　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不久杨开慧又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岸龙和两个哥哥在组织的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严重破坏,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小岸龙不幸失踪,谁也没有再见到过他。

生下来便分离的第一个女儿

　　1929年3月在红军第二打下龙岩时,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第一喜得千金,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孩。孩子刚生下,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找到身边。”

　　失踪的毛毛是第五个孩子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痢疾,毛泽东托人给孩子找个奶妈。奶妈便把孩子叫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商量,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很快,瑞金和苏区敌人之手,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早产儿

　　1933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当年,红军正在进行反围剿的艰苦斗争贺子珍怀着孕随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转移,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难,贺子珍的身体又十分虚弱,结果早产,这个先天不足的男孩连名字也没留下,便夭折了。

　　无法寻找的第七个孩子

　　1935年2月下旬,红军长征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前面的路程遥远而艰苦,对这个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后来,贺子珍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麽东西,以便日后寻访。毛泽东得知贺子珍把孩子送掉了,赞同地说“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

　　小名姣姣的李敏

　　1936年冬,红军到达陕北后,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邓颖超抱起婴儿说:“真是一个小姣姣。”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麽一说想起了《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就取其意,起名叫毛姣姣。1937年10月,贺子珍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0年,四岁的姣姣从延安来到莫斯科。1947年,姣姣从苏联回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取名为: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

　　客死异国的第九个孩子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又生下第一个男孩,这是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的及抢救,就夭折了。

最小的女儿李纳

　　1940年8月江青所生。1953年,李讷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1959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大学毕业。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她的成长非常关心,多次给她去信,耐心开导循循善诱,父亲的来信,字字句句充满着对她,这个小女儿特殊的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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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摘自《党史文苑》，作者：刘晓农，原题：《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

　　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王家珍受命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这个来到省民政厅上班才两个月的年轻人，带着军人的干练作风出现在朱开铨面前。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今年1月初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省民政厅。当听了朱开铨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缘由时，立刻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党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对于贺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晓的。那是他参军以后，听一些老战士讲到的。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两人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孩子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一带，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人居于上海，思念儿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命运多舛的遭际有着难以言表的同情。现在，组织上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自己，倘若能够完成，这不是对贺大姐最切实的帮助吗？想到这些，王家珍心情激动地向朱开铨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问遍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定要尽力地去找。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况弄清楚，给贺大姐回报一个准确的信息。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朱道来浮出

　　王家珍背着朝鲜战场带回来的军用挎包，来到了赣南腹地瑞金。

　　因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的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有着独特而不凡的地位。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治国理政进行探索、实践的起源地。在那个革命求变的年代里，党在这里创造了缔建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的奇迹。而红军将士们曾经在瑞金留下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是留在这块红土地上神奇、神秘的一部分。当年曾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残酷战争的着名老区，在近二十载岁月的洗涤下，依然这样的年轻，充满着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

　　王家珍首先找到了瑞金县县长刘辉山和副县长、红军女战士黄长娇，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两位县长满口答应，将尽力支持、协助这项工作。第三天，刘县长在县政府主持召开了老红军、老苏区干部座谈会，在县城工作的十六七位老红军参加了座谈会。他们纷纷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忆红军长征之前，某某首长把孩子寄养在某某老乡的家里。但是对于毛毛留在什么地方却是无人知晓。老红军们在发言中都讲到：当年红军留下孩子的事，都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怕消息泄漏出去带来国民党加害的危险，因此一般没有人知道。而且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军队由反动民团配合，在红区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许许多多的红军后代被杀害了，即使有幸存下来的，在那个灾荒频发、病疫又多的年代里，有多少红军子女能活到现在，这是可想而知的。

　　在座谈会上坐了半天的王家珍听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老红军们对于毛毛的下落提供不了一点线索。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份，方圆二三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到哪儿去打听毛毛？村村寨寨走得完吗？王家珍心中一片沉重，但他再难也要寻找的决心却丝毫没有退缩。

　　“只有走下去，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王家珍带着这样的想法，独自开始了一村又一村的调查了解。然而1个半月过去，走过的村庄七八十个，仍然找不到一点这方面的音信。

　　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虽然这段文字并不能成为什么线索，但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只要毛毛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王家珍的心语。

　　一天傍晚，住在叶坪乡政府的王家珍，在村口遇上两个收工回来的农民，同他们聊谈起来。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农忽然想起来了，告诉王家珍：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在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朱坊村，离叶坪乡政府所在地8华里，是个散落着200多户农家的贫困村庄。王家珍进到村里经过打听，找到了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这对50多岁的夫妇听了王家珍的发问后，几乎同时点头作答：“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孩子，叫朱道来。”“哦，道来他人呢？”王家珍惊喜得睁大了眼睛，心里升腾起巨大的喜悦。可是，农民夫妇的回话又让他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禁不住惊出了声音。朱盛苔神情有些凄然地回告王家珍：“道来他，被人领到南京去了。”

毛毛被寄养

　　王家珍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对朱盛苔夫妇说道：“大叔、大婶，你们坐下慢慢说吧。”

　　已经逝去20个年头的往事，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朱盛苔、黄月英的脑子里，夫妇俩怀着复杂的心情，互相加以补充，形成对往事的叙述，让王家珍听得入神起劲。

　　1934年农历九月底的这几天，是包括朱坊村群众在内的瑞金人民心情沉痛难过的时日，因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风快地传遍了各地：红军的大部队已经离开瑞金，离开中央苏区十几天了！红军这么一走，国民党的部队就要打进来，老百姓就要遭大殃受大罪，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听了这一消息的人都在心头搁上了重压，大家的心情就像打着薄霜的清晨一样阴冷。朱盛苔一家人正在吃着刚挖的红薯煮粥，忽然门外狗吠。只见一名姓朱的乡苏维埃干部与两位红军直接进到他家。其中一位好像在哪儿见过，看样子像是红军干部，手中抱着一个裙布包着的孩子。另一位红军则提着一个包袱。听了乡干部的介绍后，抱孩子的红军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说道：“朱老乡，这是红军的一个孩子，大部队走了，我们也要去打游击，请你们帮助抚养，给你们添 *** 烦了！”

　　朱盛苔夫妇感到太突然，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地发生了。然而，在这种时候拒绝得了吗？黄月英有些慌张地望了望丈夫，又不禁把目光投向那个孩子。她以已经是4个孩子母亲的观察，判断这是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子。虽然他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这时候还在因为舍不得离开亲人无声乏力地抽泣着，但掩饰不了那种机灵、调皮的模样和气质。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一种母爱的天性，驱使黄月英不等丈夫点首，忽然从红军干部手中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还用手为孩子揩去眼角的泪水。红军干部见对方的神情，脸上露出笑容，再次道谢：“大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由你们把他养大成人。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千万千万要保护好他，将来我们会报答你们的。”他说完，对提着包袱的战士一努嘴，战士便把包袱放下。这时，那位乡干部对朱盛苔夫妇补充说：“盛苔，把孩子交到你家，是经过考虑的，难为你们了，我代表孩子的父母感谢你们呐！”那位红军干部再次郑重地说了一句“太感激你们了”，作为道别语，就同着乡干部和那个战士离开了。

　　让朱盛苔夫妇抚养这个红军的孩子，的确是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同毛泽覃夫妻多次考虑作出的选择。这对夫妇在方圆一带向以忠实、厚道而着称。他们家境贫寒，已经有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儿，还有多病卧床的老母亲。但夫妇俩勤劳俭朴，自己再怎么吃苦也尽力拉扯孩子们，一家人过得清苦而又亲和。朱盛苔还参加了乡赤卫队，积极随队配合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政治上一惯可靠。

　　朱盛苔夫妇接受了这个红军孩子后，思量着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尽管日子过得那么艰辛，尤其在红色区域沦为敌占区后的险恶社会环境下，朱盛苔夫妇就像红军干部托付的那样，比对自己孩子还要真情地抚养小道来。让夫妇俩为之担忧愁虑的，是小道来的人身安全。苏区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要保护好一个红军的后代，是多么地不容易！毕竟村里有人知道道来不是朱盛苔的亲生血脉，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本族保长就是这样。为了求得这个保长的遮盖和庇护，朱盛苔只得紧勒裤带，省吃俭用，用钱来堵住他的口。好在此人虽说是个棺材里的人伸手——死要钱，但还讲信用。他答应为朱家保守这个秘密，但要100担谷子或200块银洋！朱盛苔夫妇被这个数字吓得张开嘴半晌合不拢，头皮一阵紧一阵地发麻，可他们头脑还是清醒的，咬着牙答应了。朱家变卖了所有能换钱的家产，又四处向亲戚告借，总算凑齐了本族保长的“保密费”。虽说这样，夫妇俩还是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国民党军队的突然搜查。1935年2月的一天夜晚，老天下着米子雪粒，天气格外寒冷。熟睡中的朱盛苔突然被村口一片狗吠惊醒过来，知道国民党军进村搜查，便急忙披上衣服，抱着用小薄被包裹的小道来，拖上布鞋走出家门，来到村外3里的小庙里，躲避到天亮后才回家。衣着单薄的朱盛苔被冻得生了一场大病。

　　在之后的整整19年中，朱盛苔夫妇为小道来的成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为带他所吃的苦比自己5个孩子加起来的苦还要多！道来在朱家成了父母的“宠儿”，上完了小学后又读了中学……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贺子珍认子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王家珍从接过照片的一刹那起，心头就涌上难以抑制的惊喜。照片上的朱道来，其宽阔的前额、脸庞的形状以及颧骨特征，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惊叹之后的王家珍又问道来有信给你们吗？得到提醒的朱盛苔夫妇又赶忙拿来两封朱道来的亲笔信。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在阅读两封信后，立即有了一连串的疑惑。他想那个南京妈妈既然接到了朱道来，与自小就离散的亲骨肉团聚，对于一个长期思子心切的母亲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再说像朱道来那样的相貌和才气，她应该喜欢、疼爱都来不及，怎么会这样对待道来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呀。会不会这个南京母亲发现道来并不是她的孩子，才有这样的反常行为呢？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告别了朱盛苔、黄月英夫妇的王家珍，回到瑞金县城后，首先找到刘辉山县长，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那些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刘县长听完后支持他的想法：回去向朱厅长作报告。

　　接到朱开铨报告的邵式平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王家珍再次来到瑞金，来到朱坊，接上黄月英一道从瑞金赶往南京。在南京，他们花费了一番周折，才带上朱道来一同来到上海。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栗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在这座僻静的小楼里，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泽东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这位20多年来历经战火、身受十几处弹伤的女杰，因为世人知之不多、难以尽叙的历史原因，其命运历尽坎坷。现在的她也不便工作，只有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休养。然而，再怎么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消蚀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毛泽东的思念。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她与毛泽东的儿子毛毛，希望以此了却晚年的最大愿望。而在贺子珍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毛毛这个孩子是维系自己与毛泽东感情世界的最好的纽带。

　　毛毛，是毛泽东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亲骨肉。因为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里，这个孩子给了毛泽东许多的人世温情和慰藉，为他带来过许多排解忧愁和烦恼的欢乐，只要他抱上这个活泼的天使般的孩儿，那紧蹙的眉头就情不自禁地舒展开了。在贺子珍的记忆中，毛毛曾给她和毛泽东留下了多少甜蜜的眷恋啊！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丈夫这一次想得很周到，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毛泽东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毛泽东每天都来几次，陪伴贺子珍母子。每次都把小孩抱过来，又是摸，又是亲，小孩睡着了就静静地凝视着。贺子珍心想丈夫这一次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来陪自己？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平静地说：“他们说我是右倾保守，在宁都开会把我的总政委撤了，不让我管红军作战了。”贺子珍听后着急地问：“那你的态度是怎样？”毛泽东淡淡地苦笑一下，回道：“我要讲的都讲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不过也说了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再回去。”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到1岁半的时候，已能牙牙学语了，非常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从外面回来，小家伙见了就扑进他怀里，亲热地叫个不停，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愉悦。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那天，毛泽东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毛泽东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朱道来的“两个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窝。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泽东，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每到星期天，就要把他们与贺子珍接到家里，设宴招待，表示舅父的情谊。李立英还几次陪他们上街、游公园或看电影。

毛泽东发话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泽东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没过几天，娇娇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过来的中年妇女。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朱道来之死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最后的疑问

　　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我们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们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在告别朱荣发以及朱盛苔的孙媳妇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身上的一些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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