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华夫，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野围剿冶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引起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但博古、李德不认真吸取教训，改变错误做法，反而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了严厉批评。

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上，李德受到批评，其军事领导方式和战略战术方针也受到批判，并被写入会议的总结决议之中：“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同志指博古，华夫同志指李德) 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李德本人参加了遵义会议，伍修权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对于李德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伍修权回忆：“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在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有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李德在他1973年出版的《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回忆的：“至于我呢，我只能吃力地跟上两天的会议。伍修权显然不乐意给我翻译，而且译得也不完全。因此，我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决议的文字材料并详细阅读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对于会上对他的批评，他认为是“诋毁”，辩解说：“一个外国顾问既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没有联系，怎么才能做到这些呢?”同时，他坚持认为遵义会议“不是解决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而是一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坚持认为自己作为顾问只是提提意见，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而“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党在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了华夫的名字，而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宣布博古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挥权。这次会议以后，他参加红军领导层决策性会议的次数逐渐减少，即使应邀参加，也只是列席罢了。

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提出了到红一军团去的要求。“我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待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一请求被批准了。”于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早在中央苏区时李德还曾去红一军团讲过战术课，当时他与军团长林彪相处得还算融洽。不过这次前来“蹲点”的李德却自认为讨了无趣：“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关于军事形势，他缄口不谈，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事实上，林彪对李德仍很关照，他特意交代军团管理科的一名科长负责照顾李德的生活。1935年2月下旬，红军二占遵义城时，李德又回到中央纵队行动，随军转战贵州、云南。

1935年5月12日，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会议。据李德回忆，他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请，由于没带翻译，只能靠博古边听边给他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会上，毛泽东对以林彪为代表的错误认识和活动进行了批判，李德在表态时却说：“我们别谈过去了，还是谈谈当前吧。”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林彪、彭德怀也没有到场。

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8月初，李德被派到红军联合军事学校担任领导。据他自己回忆：“就战术问题上过几次大课，并且进行过几次专题的讲座和图上演习，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参加‘收割’，甚至有两次参加了一个征粮队。”8月3日，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行动。当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抵制分裂，维护党的决议和统一。他也认为：“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

对此，时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的阎捷三曾有过回忆：一天凌晨，红大师生集合起来准备出发，这时红军大学教育长、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带着人骑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闻讯而来的毛泽东制止了他们的争斗。此时，李特情绪非常激动。李德担心李特一时冲动铤而走险，就从后面将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气急败坏地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无奈李德的双臂如同钢铁一般，他怎么也摆脱不掉。毛泽东见状说了声：“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

当时在场的彭德怀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上述一幕，见于2006年8月15日《解放军报》上发表的《李德被取消指挥权之后》一文。在阎捷三《捉放李特的见闻》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彭德怀以及另外几个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也提到了这件事，应当是可信的。李德对自己的这一行动，在《中国纪事》中却一字未提，只模糊地写道：“而我呢，半夜被派到军事学校去传达开拔的命令，我这样去做了。司令员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来，其间好像没有发生冲突，早晨我同学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纵队。”

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将部队进行了重新编组，李德是编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李德也成了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继续履行顾问职责

1935年12月，李德随中央机关住进瓦窑堡。不久，他参加红军参谋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红军学校工作。12月27日，他参加了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对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持反对态度，认为“它既不符合国内实际力量的对比，也无助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目的”。

1936年1月，李德列席中央军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战略方针，归结起来是如何处理好巩固和发展中的关系。会议决定东征发展，在发展中巩固。李德不同意这个决定，受到其他同志的批评。27日，红军主力东征前夕，李德写信给中共中央，即《对战略的意见书》，意在说服中央停止东征行动。信中指出：阎锡山有8万人，在技术上、交通条件方面都比我们优越，我们只有1.3万人，其中一半是新兵和3000名新的俘虏兵，技术条件也低。在战争形式方面，游击性的行动在苏区和游击区常常能决定胜利，但在白区则很少能得到结果。同时，李德声明，“拒绝参加出征的队伍”。这样，红军主力东征期间，李德在后方留守。其间，白匪民团曾多次袭扰边区，他还协助周恩来参加参谋部的工作，并同红军军事学校的全体学员一起参加了保卫瓦窑堡安全的战斗，表现勇敢。5月初，东征回师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德被邀列席，会上他为阻止东征一事作了自我检讨，承认政治局对他的信的批评“是正确的”。

此后，李德被安排到抗大教学。他还受命负责建立和训练了红军的一个骑兵团。李德凭借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骑兵并当过苏联红军骑兵师参谋长的经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认为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乐趣”。1937年1月，李德随中央迁到延安居住。他没有被邀请参加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许多方针政策和军事策略表示不满和反对。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研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方法，总结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吸取国外军事作战成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军事研究委员会，李德为委员;在军事研究委员会下设编委会，李德任主任。1937年9月至10月间，延安的军事杂志编辑建议李德每月写一份军事概况，但李德想按自己的观点组织文章，结果文章被拒绝发表。1938年下半年，他受司令部委托，先后写了几篇反映现代武器在不同斗争中的策略的文章，包括《现代军事技术》《坦克及坦克斗争的方法》《空军与防空》《化学战争与防毒》等。李德回忆说：“这些文章统统发表了，并署了译者的名字。只有一次，由于疏忽把李德称为作者了，我得到了读者的几句称赞，但编辑却受到了指责。”其中前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后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国青年》1939年第四、五期合刊和第八期上。1938年至1939年间，李德的正式身份是后方司令部顾问。

争取返回苏联

1936年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恢复无线电联系以后，李德曾几次向洛甫(张闻天)要求返回苏联。1937年底，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李德大喜过望，多次找王明和张闻天请求共产国际把他召回苏联。王明则竭力劝阻，说苏联正在搞肃反，李德此时回去很危险。“他的原话是，在苏联等待我的不是什么好事，我必须估计到可能被流放，甚至被枪杀。他这番话并没有使我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在《真理报》上我经常读到我个人认识的或是知道的名字成了‘人民的敌人’，我可以保证，他们对党的忠诚是坚定不移的。我不理解其中的背景和联系，但是我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愿意在莫斯科为我自己的工作负责。”在王明的劝说下，李德暂时打消了回苏联的想法，但他还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回苏联。

这期间，李德与在延安搞医务工作的国际友人马海德等有较多交往。在此前后，他也曾会晤过到延安采访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夫人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人士。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期间，也曾同李德长谈，李德也对自己在华的军事指导思想作了反思，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这种认识显然是较为客观的。

1939年秋，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李德接到中共中央临时通知，批准他同机返苏。在延安机场，不少人都赶来同李德告别，毛泽东也礼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李德返回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并被禁止再过问中国事务。之后，他去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1941年，李德以红军军官的身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战争结束后又回到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国定居，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是德文版的列宁著作的责任编辑，还翻译了一些苏联作家的作品。1961年至1963年，李德曾担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剩下的日子，李德是在平静中度过的：翻译，研究，著述。1973年，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纪事》。在这本书中，李德对当年的一些事实进行了歪曲叙述，并对一些中共领导人进行攻击、诽谤。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东柏林。

原本是特工:李德在中国的真实身份之谜

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最初的行程，遵义会议后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转任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事教员，最后颇为黯淡地从延安同到苏联。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出现，逐渐暴露出李德来华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属于特工性质，被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却是一场将计就计的误会。

送钱救命到中国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理查德·佐尔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国记者身份被苏联军方派驻在上海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他领导的“佐尔格小组”，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但名义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代表团成员，该情报机构在上海，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领导层，都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和横向联系。但足，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并不知道“佐尔格小组”的真面目，而是一概视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联军方情报机构，对中共党内以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代表名义，对社会以“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兰，绰号“牛轧糖”(Nougat)、“交通毛子”，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小孩和中国女佣。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并传言将判处死刑。佐尔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安排史沫特莱动员世界知名人士，如高尔基、宋庆龄、鲁迅等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疏通与周民党有关方面的关系，最后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达成协议，以2万美元的代价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这是一笔数额颇大的款项，当时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每月活动经费为2.5万美元。佐尔格当印报告莫斯科，请求自己所属的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紧急派人送交专款解救同志。为确保万无一失，苏联军方同时派出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两波勒尔两位德国同志担当此次行动的秘密交通员。 “他们两人互不了解，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各自携带2万美元现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激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汪精卫、罗文干交涉，数次前往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两次书面具保，要求送牛兰夫妇保外就医。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出呼吁营救牛兰夫妇。 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作为秘密交通员之一的奥托·布劳恩，即稍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意回避了苏联军方情报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即牛兰，引者注)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这里他没有交待鲁格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佐尔格小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辞地将鲁格说成是共产国际驻在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来到上海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系。

“到达上海几天以后，我同阿瑟·尤尔特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在这期间是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德国，我们一起做过党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几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萨博一起被捕，遭受了严刑拷打。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还有一位俄国同志，他是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安全以及一切技术和财政问题，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现;还有两位美国同志，分别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这个苏联军方情报小组成员，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俄国人，所持护照也不是真实国籍证明。他们来到上海后，不仅在社会上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或职业作长期居住的掩护，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也有一个可以公开的身份作掩护，那就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

军事顾问的由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钱救人的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今黄浦路17号)，随后搬进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阿瑟·尤尔特(Ewert，又称艾佛尔托)一起，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接触。“通常是每周一次，我们一起到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去。办事处坐落在新住宅区内，当然是相当安全的。我们只能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亮光的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在中央委员会秘密办事处，尤尔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秦邦宪)和洛甫(张闻天)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博古、洛甫都曾留学苏联，通晓俄语，他们之间可以直接交谈。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安排，补选了中央委员，并改选由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等9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发为中央总书记。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特科具体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6月15日，牛兰夫妇在自己的住处被捕。6月22 日，向忠发在静安寺附近一租车行租车时被捕，并于次日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处死。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 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为总书记。

据博古回忆，他“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李德，引者注)进人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全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9年2月，因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迁移到上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常设秘密机构，以具体帮助中共中央，同时负责与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远东局内部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各种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转达中共的各种建议和要求，并研究中国的各种政策性问题以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其二是“组织科”，主要任务是给中共及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转发经费，为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重要会议寻找安全地点，保证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书信传送，以及无线电通讯和组织秘密交通线等;其三是军事顾问，即指导中共的军事工作。

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先后有：

罗伯特，又称埃勒斯、“德国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1931年2月离沪。作为远东局正式代表，主要负责政治部工作。其间，1930年3月至8月，在任斯基去莫斯科期间，主持远东局工作。

任斯基(Rendsky)，又名M·雷利斯基、“波兰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以远东局秘书身份负责组织科工作，远东局的具体负责人。曾操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米夫到上海后，他的权力被取缔。1931年4月米夫回国后，“波兰毛子”再度出面负责。1931年9月，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布置中共中央撤退到中央苏区的工作后，才离开上海回苏联。

米夫(1901-1938)，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年10月到上海，操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让留苏派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但他本人并没有任何正式身份，而是直接参与远东局工作。1931年4月下旬离沪回国，后来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处死。

阿瑟·尤尔特，又名艾佛尔托，1931年11月化名哈里·伯杰，持美国护照到上海，领导远东局内部围绕中国革命工作方针问题发生争论，1934年7月回苏联。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关于中共军事斗争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公开转入地下，由主要进行宣传鼓动和民众组织工作，转为主要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的时期。为了应付这种转变，莫斯科不仅组织大批中共人员到苏联去学习政治、军事和各种特殊技能，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几乎全部活动经费，还专门派出共产国际远东局长驻上海，就近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9月，24岁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博古，一介书生，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就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与李德的交往中，他为对方曾经上过战场和军事学院专门学历所倾倒，便以“军事专家”待之。李德后来说，“我虽然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即军事顾问弗雷德，引者注)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最后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几封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终于得到肯定答复。据李德回忆，他们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指示意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意见相一致。鉴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历任代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措施大多被证明是错误的，加之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中苏关系破裂，俄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苏联方面一度停止了向中国派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便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政治沟通，以及组织联络，几经磋商，斯大林最终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意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驻代表，但他不希望俄国人直接卷入这样一种容易引起严重政治纠纷的国际行动，担心以后的共产国际代表难免会像他们的前任一样，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斯大林提议，派驻中国的代表通常不应当是俄国人，今后的代表并且应当与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们不宜再采取以往的个人代表负责制，而应采行集体工作和集体负责的形式;第二，他们不宜再负有明确的领导责任，主要担任帮助性工作，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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