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生于中国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一户的书香之家，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 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担任过华兴会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也是国民党的主要筹 建人。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民国二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遭枪击，22日不治身亡，终 年31岁。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文素日不

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 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一般都强调宋教仁和孙中山在内阁制/总统制问题上的争执，然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孙中山提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而宋教仁完全不提这 个。而且这两点是互相联系的。

进而言之，宋教仁为国民党起草的政党政纲性质的“大政见”，其中一次都没有提到三民主义，也没有提到孙中山非常特色的“平均地权”。[“国 民党宣言”亦然]

两者的分歧如此之深广，显然可以看出，孙中山名为革命派的领袖，然而宋教仁这样的人显然在内心根本就不认同他的领袖地位。

从这个角度去看总统制和内阁制的争执，显然宋教仁的意图不仅在于限制可能得势的袁世凯，而且也在于限制孙中山。——如此明显的事 物，史家多是言之不详，似乎有口难开。而今日我们所感受到的限制要比前人少得多了。

如果宋教仁组阁成功，那么孙中山在历史上的身份只会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一个出身在南方边陲，受西方教育，半辈子游历在外，因缘巧 合起了一点关键作用的边缘人。他的最高成就可能是在铁路港口的建设。

从这个角度看，章太炎发表文章，公开说孙中山只适合当元老，宋教仁才真正适合当总理。这一般都被认为是无解的巧合，但如果真是纯粹 的巧合那真是活见鬼了。

再进而言之，既然宋教仁等人根本不认同孙中山的领袖地位，那么孙中山是怎么当上领袖的?史扶邻的那个问题真是个好问题：[同盟会是留 日学生和孙中山的结合]，孙中山带来了什么，使得留日学生认可他为领袖?

孙中山带来的最重要可能是他的声望和经验。就像湖北革命党人需要黎元洪当领袖一样，留日学生也需要孙中山。——他们的选择实在是太 少了，坚定闹革命的本来就不多，而真正出色的就那么几个人，其中章太炎之类的人根本不是当领袖的料，孙中山作为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合 适的时间点上。辛亥革命时宋教仁不过29岁而已，实在是太年轻太年轻了。

1905年初，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即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他在担任经理人的同时也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杂志在草 创时期遇到很多的困扰，如经费问题、人员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旧极力维持并出版了两期。正当杂志难以为继之时，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 教仁，他就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

宫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亚 伯、蒋作宾、刘一清、冯自由、汪兆铭、古应芬、胡毅生、何天炯、马君武、邓家彦、程家柽、王天培、蒋尊簋、康保忠、王孝缜、张继等10省 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人，革命阵容可谓强悍。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有一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得不到 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日方之所以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强制停刊，表面上是因为没有合法 手续，实则是宋教仁编写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总体上来说，宋教仁对日本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写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到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爆 发，宋教仁也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但他并不是关心日本的胜负而是担忧中国的命运。从本质上说，宋教仁是一个“不爱朝廷的爱国者”，他 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在宋教仁看来，清廷是国家强大的最大障碍，因而他 在杂志中不用清朝纪年而使用黄帝纪年，以示对立。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让一步，他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旧“意颇怏 怏”。“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中山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了(所 谓“烧炭党人”，即太平军“粤匪”之讥也)。

宋教仁与孙中山的龉龃由来已久。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 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1910年12月，宋教仁结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在于右任的邀请下，他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并写下了大量的革命评论。次年3 月，宋教仁赶赴香港，参与筹备同盟会的广州起义，但由于指挥上的混乱与仓促，当宋教仁、何天炯、陈其美这路人马在4月27日凌晨抵达广州城 时，只见城门紧闭，起义已然失败。宋教仁等人无奈之下，只好再经香港返回上海。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同盟会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其不仅损失了数十名宝贵的精英分子，而且革命士气几近于摧毁。事后，革命党内部弥漫着 一种绝望的气氛，如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赵声不久后即郁郁而终，而一向稳重的黄兴也不顾自己被炸断两根手指而执意要去行刺李准——当时的广 东水师提督，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自始即不赞成暗杀活动的胡汉民，这次居然也表示赞成。

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 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可笑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鉴于北方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 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织“中部同盟会”，试图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起义。此时距武昌起义仅有两个月零十天。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到达武汉，据随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辉回忆，宋教仁当时以留日学生领袖的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他 “一路行来，从未有疏离之感。且不论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如上海的陈其美、汉阳的黄兴以及他所追随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外，他在武昌都督 府眼见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内地，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实况也在提示他，这是一场由留日学生发起的革命”。

北一辉抵达中国后的第一封书函，就是向内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观察，他发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民立报》，而《民立报》的革命同 仁在筹划各地革命起义时，无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规定的方案执行。按照北一辉的说法，报社内同仁动辄就举宋教仁之名以为背书，无论行何 事，皆称是宋先生之意办理。

抵达武昌后，宋教仁最初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之后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约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 和制宪法性文件，之后的《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但不幸的是，首义地武昌的局势在北洋军的攻击下迅速恶化，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在事无可 为的情况下相继回沪，并协调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转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势。在新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中，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并打 算推举黄兴为革命政府的新领导人。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87420.html

相关阅读：揭秘：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揭秘：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袁世凯的恩怨情仇
解密拜倒在东洋女间谍“石榴裙”下的民国高官
吴铁城怎么死的？吴铁城因何事失去蒋介石信任
1936年蒋介石凭借一封什么密函化解内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