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

与“四人帮”有追随也有矛盾

作为“文革”中的“红人”，纪登奎与“四人帮”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乃至追随。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毛泽东去世后，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纪登奎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当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会议通过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通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的中央16号文件。纪登奎对此都表示拥护。在讨论16号文件时，纪登奎还提出，文件中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怀疑或者否定意见的第一人。

邓小平找许世友等谈话“和稀泥”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是非常正常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12月1日晚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谈话。邓小平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 *** ”、“七二○”事件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邓小平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

三中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

虽然有邓小平“和稀泥”在先，但在接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与会者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其中就包括纪登奎。

万里说：“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说：“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万里说：“对，就是指他。”许世友的发言更加尖锐：“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邓颖超也批评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10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廖承志、程子华、谭震林等也都作了发言。出席三中全会的许多人都给纪登奎提了意见，有的意见还相当尖锐。纪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并做了检讨。

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

纪登奎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成为定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纪登奎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还要继续做一些工作，又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中央安排纪登奎主管了一段时间的旅游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旅游也是一个重要产业，还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一些具体意见。后来中央按他的意见，加强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此后数年旅游业发展迅速。

到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纪登奎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4人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年，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给他定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这在当时是职务级别最高的研究员了。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摘编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领导文萃》《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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