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向何处去?

　　4月25日，已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的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帝国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一周后，本已归顺大顺的吴三桂反戈一击，投降关外的大清，大顺皇帝李自成兵败山海关;6月5日，摄政王多尔衮清兵入北京;同一天，史可法等在明朝实行双都制的留都南京拥立朱由崧为监国而后是为弘光皇帝。

　　风云忽变，这是一个中国大历史的“三岔口”：究竟是退守的李自成积蓄力量，如朱元璋一样农民造反统一全国;还是是明朝只是陷落华北数省，以富庶南方为依托，如唐朝安史之乱国都陷落后重整山河，再度中兴，或者如西晋、北宋灭亡后在南方苟存上百年;抑或是清剿灭大顺，扫荡南明?

　　历史皆有可能，伟大政治家、军事家的勇气和智慧在历史关头决定着大局走向。在这个天翻地覆时代的历史浪头，流亡明朝军队一把手，任兵部尚书、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四十三岁，所谓“时势造英雄”，在残明中，却没有造出一个安邦定国的扭转乾坤的豪杰，史可法所谓的“抗清英雄”，无非一个忠君殉国的道德楷模。

　　愚蠢国策：联合清军共灭李自成

　　历史当事人的意见常常会让后人惊诧。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被认为造成李自成失败、明朝彻底灭亡的国家耻辱，可是在当时的残明人士史可法等人看来，却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因为清兵打败了人正是自己的仇敌李自成，因此，北京被清军占领他们并没有仇恨，反而要好好感谢清军。

　　1644年，大明、大清、大顺三国鼎立，历史的“大三国”时代，“敌人的敌人”是否就是朋友?“唇亡”之后齿安能独善?认不清真正的敌人是致命的。宋联金灭辽，不过两年二帝被掠;南宋联元灭金，不久以至国破，就是最为惨痛的历史教训。

　　历史的悲剧又在重演。

　　在明清之际的大三国政治博弈中，史可法为首的南明政权竟然把即将埋葬自己的大清当作朋友，对于他们来说，攻入首都、逼迫崇祯帝自杀的“流寇”是最大的仇人，将李自成打败赶出北京的大清则是朋友。因此，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竟然被南明政权认为是好事。南明的国策就是一厢情愿的奉行“借虏平寇”，即借清兵剿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借清兵灭李自成可谓“借刀杀人”，史可法是这一政策的发起者、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上书皇帝说：“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在自身存亡危险之际，史可法提出的对策是马上派遣使节带上财物去见顺治皇帝或者多尔衮，“灭寇在此一举”。当时有清醒者劝说，“如果只借助他人力量，如宋朝借金国灭辽，借元灭金，最后只是为虎添翼加速自己灭亡罢了。”史可法却听不进去了。

　　首都不过陷落两个月，南明政权已决定偏安江南，以淮河为界，“坐山观虎斗”，畏葸不前，不对清兵有丝毫触犯，以免无法进行和平谈判。幻想着“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

　　8月初，在史可法等人的催促下，以左懋第为首的“和平使团”，带着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向大清“通好”，感谢他们杀退了叛匪李自成，结为“叔侄”之好。

　　只可惜，大清虽然客观上帮了明朝的忙，却不想真正和大明修和。多尔衮是清楚自己的主要对手是李自成，而不是史可法。所以，根本不接受大明平等的“国书”。八旗兵不立即南下灭南明，只不过根基未稳，并非真的准备跟南明南北分治。这次一厢情愿的和谈注定是屈辱之旅。南明送来的大礼被照单全收，和平使团团长被拘禁，劝降无果后第二年被处死，其他人被赶回去，多尔衮更恫吓说即将“发兵南来”。

　　正是判断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上，南明政权出现了致命错误。而是将清兵当作可以团结的“友军”，如此责不再将防止清兵南侵作为立国第一要务。更为荒唐的是，南明还担心大明与大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李自成会“先犯东南”，南明首要任务是“直指秦关”，攻打以西安为根据地的大顺。

　　就实际来说，史可法并不是第一号人物，南明的大政方针并不能完全由他决定，但是从始至终史可法都和其他南明当权者一样鼠目寸光，推行愚蠢的鸵鸟一样的对清和平政策，认错了敌人，低估了满族人的意图和能力，埋下了弘光政权不过维持一年，基本没有抵抗就迅速坍塌的祸根。

　　消极防御：错失收复中原战略窗口期

　　历史当事人往往不想后来成就那样初始时就有那么大宏图雄心。

　　1644年6月，当多尔衮趁着大顺立足未稳，攻克北京后，已是“天上掉馅饼”的坐收渔利，根本没有想到大清将来能够一统全国，进了北京城的多尔衮自己都说：“但得寸则寸，得尺泽尺耳。”

　　李自成的溃败和史可法的愚蠢却让多尔衮野心或者理想迅速发酵，促成了他各个击破的战略。

　　清兵追击李自成十天，在河北两次打败大顺军，使其退入山西，6月中旬回京。此时，经过与李自成的酣战，清兵劳顿，虽然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但是对于地域广阔的山西以西的大顺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的底细并不是太清楚，清军之所以不穷追李自成，也正是不敢贸然行事处于观望阶段。

　　当李自成遭到清军的打击，清军初入中原根基未稳，且随时可能腹背受敌遭受大顺和南明的联合攻击。此时，大顺原来占据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华北地区处于群龙无首的力量空白区，原来的明朝势力反扑颠覆了大顺政权。从六月至十月期间，是南明恢复国家、巩固南京政权的战略窗口期，史可法如派明军北上，收服中原如探囊取物。只可惜，华北在混乱中等待来的不是明军，而是休整好的清军。

　　到了11月，清军开始南下，迅速占领了河北、山西、山东以及河南大部分。然而，南明的战略窗口并没用关闭，清军从11月到第二年4月，清军的主力一直集中西北攻打李自成军队，此时华北空虚，仍是史可法可以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

　　然而，南明政权的“通好”政策，史可法作为军事首长一直龟缩在扬州。唯一一次是调停两大军区内斗到达河南东部睢州和徐州，幕僚劝他北复中原，然而“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 对于史可法等人罔顾华北沦陷，时人有诗言：“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史可法眼睁睁的失去了最佳的战略窗口期，“有效”配合了清军，让清军得以全力对付李自成。

　　1645年1月初，大顺与清通关战役打响，十三天后，西安的门户潼关失守。2月，清军占领大顺首都西安，李自成带领残部逃往河南南部。然而，对于南明来说，有人已经看出“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

　　1645年4月，清军腾出精力，开始收拾南明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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