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影视中心参与过两部电视剧本的创作，其中一部是1999年的《红树林》。原来莫言不仅写“乡土”，也写“城市”。虽然他自言局限不少，除了商业规则，还有行业的规则：“要从正面表现检察官的形象，官员的腐败也要表现在尺度之内。”但莫言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不再写诸如检察官妻子下岗、孩子发烧、法网人情两难等等“大路货”，而将一篇未完成的小说《珍珠奇谈》糅进了这个剧本，给这一题材平添了许多奇情色彩。别墅、广场、豪车、夜生活、男欢女爱……剧本里充斥着莫言笔下少有的场景。可以肯定的是，他写城市并不得心应手。

　　《红树林》先拍成电视剧，后改成长篇小说，也成为莫言十一部长篇作品里他个人最不满意的一部。刘佑生说当初是“逼”着莫言写的。按照莫言的性格，他当然不会拒绝。平日里，莫言也会和报社同仁参加下基层检察院考察的活动，给通讯员上课讲如何写作。2003年，他主动写了一部反映反腐倡廉的电视剧本《雪白的墙》，后被改编成电视剧《良心作证》。他自己这样总结在《检察日报》的十年：“《检察日报》让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透彻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场内部的规则，知道了在合法和非法中间有一个灰色的地带。”

　　记者问莫言：“得了诺奖，对你意味着什么?”他回应：“意味着我得出来见你们。”这就是莫言式的幽默。《检察日报》副总编辑王守泉评价莫言最讲“中庸之道”，“他说话巧妙、俏皮，同时永远得体、注意分寸”。他正式作为《检察日报》的一员，参加影视部的电视剧首发式活动时，媒体问他为什么转业，他开玩笑说：“部队嫌我太胖了。”《检察日报》文艺副刊副主任彭诚还给记者讲了个故事：一次在清华大学举办讲座，莫言是被邀请的三位嘉宾之一。领取酬劳时签字，表格上数目是两千元，莫言边签边说：“两万块，你们挺大方的嘛。”只有彭诚这样熟悉他的人，一看就明白莫言这是在开玩笑。他故意读错数字，脸上却不动声色，吓得主持人忙不迭解释。

　　人们往往评价莫言“其实就是一个山东农民”，这既是对莫言小说中一贯乡土色彩的概括，也是对其朴实人品的肯定。不过莫言倒不是完全与“时尚”绝缘，让彭诚印象最深刻的是，莫言一次讲演完，报社派车送他回家。彭诚和莫言一起坐在后座，聊天时她问莫言，如何创作出小说中那么多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莫言当天演讲的主题就谈的是经验和想象力之间的关系，他笑着承认，大部分都出自自己的想象。彭诚还记得，那天她喷了迪奥新出的“真我”香水，莫言就说“你喷的是迪奥的香水吧”，这让她大吃一惊。她笑着对记者说，其实莫言老师也是拥有很多“经验”的嘛。

　　莫言的细腻深藏不露。作家丛维熙曾写文章回忆，九十年代一次春节前，他请友人到家中欢聚，喝酒喧笑，好不热闹。直到酒终人散后，丛维熙的妻子才在家里的角落“发现莫言带来了年节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人们往往评价莫言“其实就是一个山东农民”，这既是对莫言小说中一贯乡土色彩的概括，也是对其朴实人品的肯定。不过莫言倒不是完全与“时尚”绝缘，让彭诚印象最深刻的是，莫言一次讲演完，报社派车送他回家。彭诚和莫言一起坐在后座，聊天时她问莫言，如何创作出小说中那么多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

　　北京人艺“荣誉编剧”

　　莫言与影视界的互动，在作家中算是比较紧密的，《红高粱》无疑是最为炫目的一次合作。除此之外，他的小说《白狗秋千架》也在2003年被导演霍建起看中，拍成了电影《暖》，一举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奖项。莫言担任编剧的电影《太阳有耳》，严浩执导，张瑜、尤勇主演，1995年摘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999年，他的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促成了与张艺谋的第二次合作，这就是电影《幸福时光》。不过莫言说，片子改动太大，跟他原来的小说几乎没什么关系。

　　编剧莫言还曾跨界到话剧界。他共写过三个剧本，最近借诺奖东风，已迅速结集成书面市了。追溯起来，莫言走上文学之路其实始于戏剧。他从小就爱看戏，村里只要有唱戏，他从来不曾错过。村里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还曾在戏台上跑龙套演小土匪。在代表作《檀香刑》中，莫言对家乡流行的“茂腔”的精彩借用，让所有读过小说的人都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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