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的连横之术，奠定了秦帝国之后半个世纪的外交策略，也成为秦帝国霸业的重要基石之一，正如李斯所说：“惠文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公元前337年，对于张仪来说，是个充满不得志与屈辱的时光。这位战国隐世奇才鬼谷子的高足，魏国公室之后，由于家道中落，正屈就在楚国首都郢，充当楚国令尹昭阳君门下一名下等门客。不甘于终日饱食君禄的张仪，屡屡试图献计进言，但一概如石沉大海。更令其愤恨难名的是，在一次宴会上，昭阳君在酒性之余，拿出楚王赏赐的珍贵玉璧传视四座，纷乱狼藉间，玉璧竟无故在席间遗失，“贫而无行”的张仪，莫名其妙地被疑为嫌犯，忍受了令尹手下惨无人道的拷问刑求，“掠笞数百”。嘴硬顽固的张仪当时并没有被屈打成招，当他拖着遍体鳞伤的残躯回到家中，听到妻子不禁埋怨说，若是他不走求学游说之路，哪里来如此飞来横祸时，奄奄一息的他却豪兴大发，声称只要自己的三寸之舌尚在，就有逢雨化龙、意气风发的一天。

　　纵横游说之士，欲想实施胸中的锦绣韬略，权谋机变，必须首先得到一国君王的青睐，才能出将封相，执掌大权。与张仪同为鬼谷子门下高足的苏秦，此时已经担任赵国之相，力使东方六国实现“合纵”，联手抗秦。是年(公元前330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号犀首)新破魏军于雒阳，生擒魏将龙贾，《史记·张仪列传》中记取了一段叙事生动、曲折跌宕的故事：苏秦急于派人游说秦惠王，使其兵锋暂缓对准发起合纵的赵国，遂相中了郁郁不得志的同门师兄弟张仪。但又恐张仪至赵后贪恋相府中的优裕，所以苦心孤诣，等待张仪前来相见后不叙同学之谊，分尊卑而坐，飨其粗茶淡饭，并不时出语讥刺，迫使张仪一怒之下西去入秦。

　　虽然这一段描述引人入胜，但其事很可能有误。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明，苏秦活跃之年代，较之张仪要晚许多。而根据《吕氏春秋·报更》篇中的记载，资助张仪入秦的是诸侯小国，周天子直属王畿附庸“东周国”的国君昭文君，这位小国诸侯虽封土狭促，籍籍无名，但慧眼识人，直言“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他慷慨地赠送张仪千金之资，劝其西入争霸天下的秦国寻求功名发展。

　　入秦后，张仪的“以连横之策破六国合纵”的外交大战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欣赏，遂拜张仪为客卿。云梦秦简《秦法律令》对于客卿功绩之考核，有如下记载：“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即客卿由监察官吏考核其功过，一旦稽考评议达到水准，可当正卿。在秦20级军功爵制等级中，第10级左庶长以上，至第18级大庶长，都为“卿”级别，可见秦国对于客卿之礼遇重视。张仪上任后，立即着手推行其连横外交的第一步，“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他在连横之初曾指出，“夫秦之所以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魏国是合纵的核心，楚国是合纵举足轻重的后盾。魏国既服，会在六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进而制服楚国，合纵自然会失去根基和力量，难以取得成效。

　　张仪的连横外交基础，即是秦国对六国一系列势不可挡的军事胜利：公元前328年，秦国公子华、张仪率军队攻陷魏国重镇蒲阳。张仪又建议秦王，将蒲阳还给魏国，并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当人质，作为威逼利诱魏国屈服的香饵。一切妥当后，志得意满的张仪亲临大梁劝说魏王，惊慌失措的魏惠王于是割让上郡15个县与秦国，张仪回国后被任命为秦国国相。

　　公元前322年，张仪辞去秦国国相职务，只身入魏，担任魏国国相，魏以张仪为相，传统史家于此一律斥责魏惠王昏聩懦弱，开门揖盗。但从另一方面讲，魏国固然是看中了张仪的外交经验，但也是迫于秦的压力，而向秦做出的友好姿态，是魏国试图通过张仪而跟强秦联络的一种方式。而此时各国也经常任命出自他国的“客卿”为相，诸如苏秦佩六国相印，著名纵横家公孙衍也分别相于秦魏之间，再加上这些客卿的功能大多为外交，所以我们似乎能够推断出，这些客卿所担任的“相”类似于今天的外籍高级顾问以及驻外大使，除了外交与军事外，不能涉足其他领域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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