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率领英美盟军胜利抵达了西距柏林城几十公里的易北河沿岸，而朱可夫率领的苏联红军百万之众也快速推进到了东距柏林城仅几十公里的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两军已经形成了对纳粹德国首都两面夹击之势，攻克柏林已经指日可待。客观地说，攻占柏林在政治上无疑具有获取二战胜利这顶皇冠上璀璨明珠的意义，也是青史留名的绝佳机会。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艾森豪威尔却毅然决然地放弃进攻柏林城，拱手把这一世纪荣誉让给了苏军，他的这一做法连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都十分恼火。艾森豪威尔完全改变了此前突击柏林的作战计划，这是当年爆炸性的事件。那么，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不打柏林呢?

原来，艾森豪威尔深入研究了德军在柏林城的防御部署后，认为希特勒还在柏林困兽犹斗，盟军要想强攻柏林城，至少要付出10万人的重大伤亡代价。实际上，后来苏军在柏林之战中共伤亡了30万人。同时，在仔细研究了德国的行政区划分之后，他敏锐意识到战后东西方阵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肯定要以把德国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易北河为界。如此一来，即便盟军费尽千辛万苦打下柏林城，将来战后也必然要交还苏联，那又何必为人作嫁而大动干戈呢?所以，他对柏林城这颗熟透了的桃子毫不动心，断然放弃攻打柏林城。后来的史实演变果然不出艾森豪威尔所料。从这一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几点素质。

一是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军事与政治自古以来密切相关。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曾经深刻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目标，就必须对较高层次的国家关系有远大见识，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艾森豪威尔在柏林攻坚战前就洞悉了二战后世界政治形势大格局，弃攻柏林表面看似无所作为“十分可惜”，实际上不但避免了官兵无谓牺牲，而且使其他方向作战力量得以加强，从而使其“尽量多用美国军队去占领德国领土”的政治意图得以实现。通观古今中外良将名帅，无一不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具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洞察力，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与军事上的“智信仁勇严”相得益彰。

二是要有清醒的决策应变力。敢于和善于决断，是杰出将帅必备的才能和显著特点之一。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决断能力十分重要。二战当时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也认为：“犹豫不决，对于任何军官来说，都是致命伤，对于司令官来说，不啻是犯罪。”艾森豪威尔在兵临柏林城下时清醒看到，美英盟军和苏联红军在争夺柏林的比赛中并不占优势。艾森豪威尔认为，与其条件不够成熟就仓促上阵与友军争夺杀戮一只垂死挣扎的困兽，不如另辟战场去杀伤其他残敌，尽可能占领更多德国领土，夺取更多实际利益。虽然盟军一些高级将领不解，甚至丘吉尔等英国军政要人还不断责难，但是艾森豪威尔顶着压力不为所动，最终历史证明了他的决策是对的。

三是要有冷静的淡泊名利心。我国古诗有云：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艾森豪威尔认为，仅仅为了一己虚名就把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往火坑里推，无论如何不可以。正如他自己读史感悟到的：当拿破仑开始为拿破仑而战时，法国垮台了。在他看来，以最小的伤亡最低的代价彻底消灭其余德军，干净利落地结束这场战争，才是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因为有这种对部属生命的真诚关爱和悲悯情怀，有这种不耽于名利的宽阔胸襟和高尚品格，他才在兵临柏林城下时头脑依然保持了理性，顶住了蒙哥马利等众多部将的踊跃请战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等政界高层的责难，坚持不打柏林城。爱人者，人恒爱之。果不其然，在二战结束后不到10年的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因战功卓著、德高望重、深得民心而被选举为美国第43届总统，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那些投票给他的美国民众中，不乏众多曾经跟随他东征西讨的美军将士及其家人们。历史又一次证明，只有把部属的生命和利益举过头顶，部属才会由衷钦佩地把这样的领导者举过头顶。

相关阅读：胜利者的暴行 苏军当街强奸德国妇女

对数千万欧洲人来说，二战胜利日并非噩梦的结束，而是这片土地陷入原始蛮荒状态的开端。

请设想一个所有秩序都被破坏的世界，那里没有权威、没有法律、更没有制裁。在城市废墟中，衣不蔽体的流民艰难地搜寻食物，为一块手表乃至一双靴子大打出手;每个夜晚都有妇女会遭到强暴;街坊邻居反目成仇;“不适当的”姓氏或口音同样意味着杀身之祸……

一切听起来犹如梦魇，而事实上，这正是欧洲在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里的真实情况。在新近推出的专着《野蛮大陆：劫后余生的欧洲》中，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写道，对数千万人来说，欧战胜利日并非噩梦的结束，而是他们的家园陷入原始蛮荒状态的开端。

德国民众遭无差别报复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当痛苦而漫长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用“支离破碎”来形容欧洲人肉体和心灵的状态实不为过。身为始作俑者，德国付出的代价最为高昂：约200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还有1700万难民;柏林的一半房舍沦为瓦砾，科隆70%是残垣断壁。

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随着同盟国特别是苏军的滚滚铁流而来的，却是针对全体德国人的无差别报复。尼莫斯多夫村是最先被苏军攻占的德国领土，所有老人、女性和孩子都被残忍杀害;在柯尼斯堡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郊区，遭到凌辱的女尸“或是散落在路上，或是被钉在当地教堂的十字架上，德军士兵的尸体则挂在近旁”。

今天，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坚决否认这些暴行，但无数亲历者和家属的痛苦永远抹杀不掉——在德国的城镇和村庄，数万名妇女在征服者的纵欲中死亡。家住柏林的一名女子回忆说：“被23名士兵轮奸后，我才敢去治疗。从此，我再也不想与男人有任何瓜葛。”

有人会说，法西斯军队曾在入侵苏联期间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所以德国人罪有应得。即便如此，罗威在书中提供的大量细节，读来依然叫人不寒而栗。

受害人一夜间变成杀戮者

那些从纳粹残酷统治下解放的国家，同样无法在复仇狂潮中幸免。在意大利北部，约两万人被同胞残杀;在法国的小镇广场，同德国士兵相好的妇女被剥去衣服、剃了光头，暴徒在旁边哈哈大笑;在布拉格，德军俘虏被浇上汽油点燃;在波兰监狱，德国囚犯头朝下被溺毙在粪便中，还有的被迫吞下活蟾蜍而窒息死亡。

在纳粹曾经滥杀无辜之地，复仇本能统治一切，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悲哀现实。犹太人也不例外。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解放后，党卫军看守被曾经的囚犯活活打死。“我们都参与了，感觉酷毙了。惟一难过的是报复得太少。”谈到自己的暴行，犹太囚犯贡塔尔兹没有丝毫悔意。而在达豪集中营，美国大兵让几十名德国狱卒排好队，用机枪草草射杀。

彼时，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一幕幕血腥的场景只是对昔日罪行的合理惩罚。因为不想失去公众支持，同盟国领导人明知真相，依然对此听之任之，连口头谴责都少得可怜。正如捷克前总统萨波托斯基曾经不屑一顾地打比方说，“你砍木头时，总会有碎片乱飞的。”

“种族战争的最后一幕，始于希特勒，由斯大林继续，在波兰结束”

在基思·罗威看来，某种程度上，越往东走，当地人的所作所为就越远离文明。在东欧各国，已平静生活几个世纪的德裔居民大批背井离乡，这是他们为希特勒倒台付出的、无法再大的代价。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内，约有700万德国人被赶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驱逐了300万人，其他中欧国家驱逐了约200万人。无论怎样看，这都属于种族清洗范畴。不过在当时，波兰和捷克都认为，“驱逐”是避免另一场战争的、最仁慈的方式。

事实上，种族暴力并非单纯针对德裔居民。各国民粹分子的终极目的是“保持国家的同质性，洗刷掉异族带来的最后污点”。1947年，波兰当局实施旨在围捕境内乌克兰裔人士的“维斯瓦河行动”，将他们驱逐到偏僻的西部，令许多在战时未受彻底破坏的村镇十室九空。“这是种族战争的最后一幕，”罗威写道，“始于希特勒，由斯大林继续，在波兰结束。”

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是，东欧诸国刚摆脱希特勒的魔掌，旋即又成为莫斯科的附庸。尽管精疲力尽的西欧无力再和苏联打一场“热战”，铁幕的另一侧，不是所有人都对新秩序表示服从。在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的“森林兄弟”游击队一度同苏军展开巷战，谋求独立未果;迟至1965年，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仍不时与苏联警方爆发枪战;当最后的爱沙尼亚抵抗战士，时年69岁的奥古斯特·萨比被击毙时，二战的火焰已熄灭了33年之久。

如果说二战是欧洲乃至人类近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那么，战争结束后滥觞于各国的复仇狂潮，则部分说明了这种黑暗的根源——以地域和血缘区分敌友的思想，其实一直潜伏在普通人灵魂的角落。正如基思·罗威在《野蛮大陆》中的总结：经历了将近70年的道德含糊，是时候反思这场战争的结束方式了;何况，又有谁能保证历史绝不会重复呢?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42147.html

相关阅读：永乐大帝为何用兵如神？朱棣打仗的本领是谁教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竟然是她！陈硕真简介
明英宗朱祁镇：成蒙古人的俘虏却感动了蒙古人
段祺瑞的传奇一生：他怎样从炮兵之王做到总理的
汉昭帝的孝昭皇后上官氏：汉代年龄最小的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