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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感慨壮哉粟裕:粟裕为什么三辞元帅?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近代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张胜似乎说出了1955年毛泽东的心里话。

由于不仅仅是出于军队正规化的需要,还是对开国将领们有史以来一次总授衔,多少带点“梁山好汉英雄排座次”的味道。而且,从西汉宣帝“麒麟阁十一功臣”、东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到唐太宗开国“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国似乎早就有“排座次”的传统。

因此,最高统帅部极为慎重,酝酿、筹备几乎达五年之久。“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一介书生杜甫当年尚有如此霸气的一问,授衔的将领们也大多把军衔看成是对自己过去战功、对革命贡献大小的一种肯定,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职称。

授衔的方案几易其稿,结果终于出来后,一位老红军听说自己只授少将军衔,大失所望,说了一句贻笑大方的名言:“我要把那个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还有人因此闹情绪,两三天不吃饭,甚至哭起了鼻子。

共产党人虽然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但到底是人不是神,也食人间烟火,也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存在这些“不和谐”音符当然一点也不奇怪。

历史上,老祖宗们这一现象也屡见不鲜。

刘邦当年就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一次和张良看见将领们都在窃窃私语。

刘邦很不解,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

张良一语惊人,说他们在商量造反。

刘邦惊得差点跌下龙椅,忙问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张良说您最近封了许多王侯,而没有奖励他们,他们心中不服。刘邦这才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在张良的锦囊妙计之下才得以摆平。

毛泽东面临的问题还不至于严重到这种地步,毕竟都是共产党人,“风格不高”的仅仅是极少数。

他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衔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元帅、大将人选按规定只能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当时的书记处相当于1956年9月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周恩来、陈云。

皮定均本来准备授衔少将,按规定与其他书记处成员一样,只负责元帅与大将提名的毛泽东,忽然间“意兴遄飞”,“越级指挥”,来了一句“皮有功,少晋中”,皮将军因此得以官升一级。

这虽然被传为佳话,但皮将军的老上级刘少卿因此易位,反而只授衔少将。

这种不按规定出牌,未按条文行事的特例,自然难免个别人会有想法。

还有东北野战军八纵的司令员段苏权,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只授少将衔,而他的政委邱会作并无此等经历,却是中将。

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这里的“或”字(并非“和”字)十分关键,就是说,“资历”或“战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

按这一标准,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

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地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

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

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李银桥的回忆,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见证。

粟裕的秘书鞠开曾带着疑问,两次登门小心求证,第二次还有专门人士进行了录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曾点将,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战争的指挥重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我国国防问题,决定抽调战略预备队4个军以及配属的炮兵、空军等部队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后来,毛主席又派陈毅再次向粟裕传达,明确要求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每天头痛头晕难忍,但仍在坚持工作。当得知毛主席亲自点将,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义不容辞。立即着手进行担负新任务的准备,要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要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三野九兵团参战。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头疼眼晕得非常厉害,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不能左右环视,吃饭时只能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线上。他不得不向毛主席报告病情。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专门到青岛疗养。半个月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心急如焚,特地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主席,再次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毛主席看到粟裕的信,立即复信,“粟裕同志: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修养,直至病愈。修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经与苏联协商,安排粟裕到莫斯科继续治疗。可是,他在那里治疗数月后,仍没有完全解除头疼的痛苦。

楚青老人及全家把这三块弹片视为传家宝。2003年3月,她得知军事科学院筹建院史馆,亲自把其中一枚赠送军科院史馆陈列,把另两枚交给大儿子粟戎生保管。她说:“把弹片交给军科,是我们家人的想法,也是它最好的归宿。”

临别时,尽管天气很冷,老人执意要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她说:“这是粟裕立下的规矩。他在世时,客人离开他都要亲自送到大门口。这些年我们一直也这么做。”汽车缓缓启动了,她老人家还站在寒风里频频招手不肯离去,我们心中立刻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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