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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康生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合，成为拉近他们关系的感情纽带。就这样，康生成为了毛泽东可以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

康生与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5年12月3日第16版，作者：佚名，原题：康生见风使舵两边倒王明痛斥“无耻”

在19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康生不但没受到什么冲击，还步步高升，这与他善于见风使舵密不可分。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且善见风转向，是名副其实的“变色龙”。延安时期，他就曾在毛泽东和王明之间两边倒。

吹捧王明抵制遵义会议

192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控制中央大权时，康生对李立三百般吹捧，很快被提拔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李立三失势后，康生倒向有背景有实权的王明。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中共中央的实权一直操纵在王明手中，康生也爬上了中央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职工部部长。此间，康生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先后发表近20篇文章，狂热宣传王明路线。1933年7月，康生追随王明去了苏联。苏联解密档案表明，康生在苏联的4年，主要干了两件事：吹捧王明和学习苏联“肃反经验”。在那里，康生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了王明的副手。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知遵义会议情况后，康生不是表示拥护，而是利用职权，向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遵义会议的内容，还向留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加紧了继续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他串联了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和王明亲近，随后报告毛泽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从苏联飞抵延安。这是毛泽东与康生的第一次见面。

初回国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毛泽东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时年39岁的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有一次陪同王明到枣园给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康生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很快发现，毛泽东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包括在红军广大官兵中，威信已远远超过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康生开始考虑舍弃王明，投向毛泽东。他在表面上还是与王明十分亲近，交谈各种问题，但随后便跑到毛泽东住处去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和动向。

紧跟毛泽东批评王明

1937年12月，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为对经常以中央名义擅自表态的王明有所制约，毛泽东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去武汉。康生投票支持了毛泽东、任弼时的提议。尽管提议未被通过，但康生却获得了毛泽东的初步好感。而后康生紧跟毛泽东等人，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意见。同时，康生编造假证，把他过去和王明一起干的坏事，统统推到了王明身上，将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对康生这些做法，王明知道后痛斥“康生无耻”。

毛泽东特别重视康生的转变，因为王明心腹的转变，意味着“钦差大臣”的彻底孤立。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随即中央展开对王明的批判。但作为王明曾经心腹的康生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职位反而上升，先后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机要局局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

1938年11月，康生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合，成为拉近他们关系的感情纽带。就这样，康生成为了毛泽东可以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34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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