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强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战略节点，这关键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展开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铁索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可能就不同了。”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3万多太平军在此覆灭。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曾多次预言朱、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他还解释说，朱毛红军与石达开部队有几个相似之处：第一是西进路线大体一致，战术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达开也是绕道而过；第二，入川的年辰属相也相同，都是猪年，都是5月江河涨水的季节，渡河十分困难；第三，兵力相同，均为三四万“疲惫之师”，而清军与蒋介石的追剿部队的数量也大体相同。蒋介石听了很高兴，也期望“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其实中央红军同70多年前的太平军相比，形势更加严峻。红军到达这里的时间比太平军晚半个月，当时已是洪水期，河面宽达300多米，抢渡很困难。而且从安顺场的上游泸定桥至下游渡口数百公里，国民党军沿河陈兵、布防严密，并提前将所有船只、粮食和其他一切可利用的物资器材统统搜走。

为什么中央红军处境更为险恶却能绝处逢生？只是依靠好运气吗？将两军作一历史比较，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谁的战略方针更符合民众愿望

1856年9月，“天京事变”后，在怀疑和猜忌中，石达开萌生去意。石的心腹谋士、元宰张遂谋向他进言：“王得军心，何郁郁受制于人？中原不易图，曷不入蜀作玄德鼎足之业？”石言听计从。1857年5月，石率部避祸离京，前往安庆，之后行程数万里，历时6年到达四川腹地。而清军正是摸清了石达开的意图，设下口袋阵，致使石部全军覆灭。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是“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实事求是地说，“北上抗日”在长征初期只是一个政治口号，红军一直处于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当务之急是解决生存问题，即转移到适合生存发展的新的根据地去。这种地方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按照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新的根据地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区域较大，便于机动；第二，人口较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三，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三条理由固然不错，但其实还有两点没有点透：其一，在两至三省的交界处，处于军阀割据的“三不管”地带；其二，离苏联近，便于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

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从最初的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变为黎平会议后的川黔边地区，遵义会议变为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南渡乌江后改为川西，两河口会议改为川陕甘地区，俄界会议改为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榜罗镇会议改为陕北。经过6次变化，终于锁定陕北，并且只有到达陕北，有了一个较好的落脚点后，才能腾出手谈抗日问题。尽管如此，“北上抗日”方针对长征的胜利还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顺应时代需要，深合民众愿望。这个主张，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成为长征胜利的政治基础，意义非凡。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帜，促使红军由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退却，变为向抗日前线的胜利进军。更重要的是，“北上抗日”对各派军阀明白无误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红军只是借路通过，不是同你抢地盘来的。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军阀，利于上层统战工作的开展。

谁的战术指挥更灵活机动

石达开作为太平军中的杰出将领，“翼王”绝非浪得虚名，实乃战功所至。他的作战指挥水平相当高，这一点连他的对手曾国藩都非常佩服。但在大渡河边，石达开犯了三个致命错误：

一是选错地形。石达开在大渡河边驻军的紫打地属于圯地、围地、死地“三绝”之地。石达开深谙兵法，却选在如此险恶的绝地驻扎下来，实在令人费解。

二是指挥僵硬。石达开没有及时抢占铁索桥，渡过松林河，往西北方向夺取泸定，也没有趁大渡河北岸没有清兵时迅速渡河。打了半个月才开始向东突围，至利济堡时，仅剩6000多人——突围已晚。

三是放弃突围和抵抗。石达开对敌人抱有幻想，他向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信，表示愿以自己为人质，换六千部下的生命。这种“舍命全三军”的英雄情怀，确实令人感动！但放弃了最后突围的尝试，无疑是战略战术上的一大失策。

《孙子兵法》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熟知历史的毛泽东、刘伯承吸取了石达开的教训，灵活机动而又快速高效地应对敌情。1935年5月21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冕宁，从地下党那里得到凉山地区的民情敌情后，中革军委决定在泸沽兵分两路，主力为左翼，经冕宁、拖乌、大桥的彝族走廊，前往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红5团为右翼，在左权、刘亚楼指挥下经越西前往大树堡，伪装大部队实施佯动，以吸引河对岸富林国民党重兵的注意力。这是避实击虚的策略，也是“双保险”式的布阵。

5月26日，红军主力部队在小叶丹指引下，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中革军委决定再次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在这里渡河，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中央红军主力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最后在泸定会师。

这种战略战术，可以说是又一个进退灵活的“双保险”。毛泽东特别指出：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率部队单独走，到川西搞个局面出来。

1936年春，红二方面军长征入川时，同样注意吸取当年石达开的教训，干脆就不从大渡河走，出人意料地走了川康草原，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蒋介石让贺龙、萧克做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同样落空。

谁的统战工作真正做到了家

石达开在挺进大渡河的过程中，也曾希望同一些清军和彝兵结成临时统战关系，特别是在陷入重围时，石写信给杨应元等，表示愿以重金买粮、买道，结果被拒。

长征沿途，红军高举“北上抗日”旗号，同各路军阀搞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广东军阀陈济棠、云南军阀龙云、西康军阀刘文辉等，都不同程度地与红军达成统战协议或默契，稍作抵抗或消极抵抗便作放行式的“追剿”。长征途中的第一二道封锁线，由于周恩来派潘汉年同“南天王”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红军轻松通过。

即使在湘江之战中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何键的湘军和李宗仁的桂军，也未打算与红军拼个鱼死网破。第三道封锁线，何键部稍作抵抗就放走了红军。第四道封锁线，桂系曾一度放开湘江通道让红军通过，可惜红军辎重太多，行动缓慢，贻误了战机，等到蒋介石逼桂系重又封锁湘江时，红军陷入右边的湘军、左边的桂军、后面中央军三面夹击，损失高达三万余人。但桂系这时采取的仍是“断尾、侧击”的战术，没有打算将红军逼入绝境。及至进入贵州境内，竟然出现了红军留下“多谢桂军迎送”标语的情形。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后，大部队即在会昌附近休整，先遣部队向德昌挺进。德昌当时归西昌管辖，“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派许剑霜率一个团又一个营在此阻截红军。1926年，许曾在刘伯承率领的部队中任过团长。当红军队伍开到德昌附近时，刘伯承派人给许送去一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阻止红军向北前进。

按照正史的说法，“许剑霜接到信后，一为刘伯承的堂堂大义所感动，二为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便把信转送给西昌刘元璋，主张给红军让路。红军于五月十五日傍晚到西昌镇，许剑霜旅和红军刚一接触即撤退下来，连夜退至西昌”。事实上，许剑霜作为刘文辉主力部队指挥官，主要还是听命于最高领导刘文辉，由于刘担心重蹈“贵州王”王家烈覆辙，中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计，不愿替中央军“火中取栗”，对堵截红军自是尽力采取避战自保的办法。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德昌镇稍作休整后，继续向北进发。这时“川康边防军”第20旅旅长兼“夷（彝）务指挥官”邓秀廷奉刘元璋的命令，打算阻止红军北进。刘伯承又派人送给邓一封信，说明红军是经过此地，彝兵若要阻止，红军不会开枪，但路一定要过。

邓秀廷接信后犹豫再三，最后把彝兵军官召集起来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红军经过时，他把部队部署在两边山上，只是进行警戒，并制止了彝兵的开枪行动。红军向他们高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的口号，安全通过。邓秀廷随即把部队调离，避免与红军接触。

1935年8月7日，朱德、刘伯承还分别给国民党第29军代军长孙德操去信：“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贵军驻防川边，毗连陕甘，亦即红军北上抗日之友邻……雅不愿与先生等以兵戎相见于五川，如蒙赞同，请即赐复，以便互派代表约地商订抗日作战协定或互不侵犯协定。”（《朱德总司令、刘伯承为反蒋抗日给德操先生的信》，载《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三册）

谁能用理想信念提升战斗力、凝聚力

不同的理想，产生不同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并蕴含了不同的战斗精神。

太平天国靠拜上帝教维系人心，但“天京事变”已使这种信仰动摇。石达开虽不像洪秀全那样迷信所谓“皇上帝无所不能”，但也不可能用新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意志，因而部队士气低落，内部矛盾重重。卫辉应、张志公、鲁子宏等相当一部分人叛变投敌，反戈相向，还有人逃跑离队，自寻出路。缺少号召力、凝聚力，加上清军的打击，队伍越走越少。

石达开本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但自天京事变后，率部出走远征四川，一路上几无值得一提的胜仗，主要原因就是丧失了理想和信仰，失去了战斗精神。石达开远征途中到广西贵县老家时，一度产生归隐山林的想法。据《石达开日记》记载，他到达大渡河边时，曾向庙中一个高僧透露，希望能出家当和尚。意志消沉到如此地步，胜利也就离他越来越远了。

长征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虽在战略大撤退之中处境困难，但其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朝气勃发的上升时期。长征前夕，全国有10多块大的根据地，红军最壮大时人数多达30万。即使在蒋介石的“围剿”下，各主要根据地陷入困境被迫陆续长征时，全国红军合计还有20万人。

而且红军中的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十分成功。美国记者斯诺认为，红军的优越性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他报道红军的政治学习制度，认为革命觉悟是维系红军斗志的支柱，连普通战士都知道“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打仗，为解放人民打仗”。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也认为：“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红军高昂的战斗精神，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拼搏，使之常常在“死地”得以化险为夷。红军是拼死作战而生存，而太平军却抵抗不力，最后甚至寄希望于投降。因而，石达开在大渡河折戟沉沙、红军在大渡河意气风发就不难理解了。

安顺场距泸定桥160公里，全是崎岖山路，盘绕在山腰之间，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行走十分困难。军委命令红四团两天两夜赶到并拿下泸定桥，时间十分紧迫。团里干部边行军边召开党总支扩大会，研究战斗部署，并提出了“要桥不要命”的口号，然后党总支成员分头下去，到各营连作战斗动员。

干部战士坚定地表示：“足可疾，身可劳，衣服可烧，头颅可掉，什么都不要，只要泸定桥。”红四团先头部队以超高速的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走了240里，然后又匍匐于100多米长的铁索上激战，夺取泸定桥。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战斗力创造了战争史上急行军和在铁链索上匍匐战斗取得胜利的奇迹。

毛泽东对夺取泸定桥非常满意，他感叹道：“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长征中有无数这样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事例，难怪索尔兹伯里赞扬“长征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谁能将旗帜上的口号真正兑现

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写得很吸引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太平天国推行“国库”、“圣库”制度，广大军民将所获全部交公，变得一无所有，而各级官员却可以大肆挥霍。“在上者耍特权，在下者搞平均”，封建主义严重，虽有“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也不可能做到官兵一致。

太平天国成立后即分封诸王，大搞等级制度，甚至规定各王出驾下级将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凡辱骂官长者斩。虽然天国将士互称天兄天弟，但事实上严重不平等，连礼仪、服装也规定得等级森严。定都天京后，上至洪秀全，下至诸王和各级将领，大搞享乐腐化。洪秀全和诸王大兴土木，选美女入宫。苏州忠王府的豪华程度，连李鸿章也十分艳羡：“忠王府真如神仙窟宅。”

农民起义军受小生产者弱点的影响，享乐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严重。虽有清军前堵后追，石达开驻扎庆远时还是为自己三十大寿摆宴庆贺。石达开前锋本已过了大渡河，由于小妾生孩子，让部队退回来一起庆祝三天，因而延误了过河的时机。加上河水陡涨，永远失去了渡河机会。大敌当前，最高领导人却因一己之私延误军机大事，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红军却没有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同为军队高级首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二渡赤水时生下孩子，为避免孩子给部队行军带来麻烦，毛、贺二人忍痛割爱，把孩子寄放在一个农民的茅草屋中，便又随队前进。

长征中红军各级干部与战士同甘共苦，这样的事例很多：朱德总司令在长征中三过草地，毛泽东夸朱德“走了40天草地”，与战士一样地没有房子住。不仅如此，朱德还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断粮时把牛皮腰带让警卫员煮了吃，自己找根草绳系上。

红18师师长张振坤在草地上铺上一块雨布，把自己剩的干粮倒在上面，全师官兵都跟着他这样做。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官兵每人平均分了一小份。张振坤向全师强调：“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 靠集体的力量，全师终于走出草地。战士们每当想到救过他们命的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无不感动地说：“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士兵在战场格外地勇猛。

不仅官兵同甘共苦，领导干部也不怕牺牲，带头冲锋陷阵。据统计，长征中牺牲的营以上干部432人，军职干部12人，师职干部80多人。各个方面军都出现了独臂将军甚至独腿将军。

这就是红军各级领导的风范！

谁的内部更团结、巩固

1856年，太平天国高层内讧。之后，石达开负气出走，带着属下10万精兵远征西行，转战皖、赣、浙、闽、湘、桂、滇等省后进入四川。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系由中共一群军事政治精英组成的。这时期，中共中央注意发扬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从而避免了独断专行带来的错误。长征初期，军事上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进行决策和指挥。

在湘江之战出现严重失误致使红军损失惨重后，中共高层便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至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撤销旧的“三人团”代以新“三人团”。而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遵义会议前后，担任党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也并未利用手中的大权打压不同政见者，他民主的作风和宽阔的胸襟为红军更换军政领导、渡过难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红军因此在长征中和平顺利地完成了领导人的更替。此后，由新“三人团”指挥四渡赤水、强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奠定了长征的胜局。

石达开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在艰难环境中日益滋长着内部派系的矛盾、斗争。环境越艰苦，分裂越严重。石达开率部从出走到覆灭，分化复分化达10次之多。有的整队投降清军，有的感到前途渺茫离队自寻出路，有的争夺权力互相残杀。一部分要求重返天京的将士，遭到石达开心腹干将的杀害。

朱衣点、吉文元等67位将领驻节庆远时，看到石达开有“归林”之意，又不听他们提出的返京劝告，只好离开他万里回朝，与李秀成的太平军会合。小生产的狭隘性又决定了他们对本可联合的力量未能联合，这样既削弱了自己，又为清军各个击破造成了方便条件。1859年冬，李永和、蓝朝鼎所率领的牛皮寨农民起义军从云南进入四川时，一呼百应，所向披靡。

起义队伍从几千人迅速扩大到二三十万人，起义烽火从川南一隅蔓延到川南川西大片地方，成都岌岌可危。李、蓝派人请求与石联合，但在西行入川路上，石达开却采取游击战，一味避战，靠拢速度甚慢。清军判断出石达开的入川意图，不断派兵拦阻，等石达开历经艰难入川时，李、蓝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从而错过了两军会合的大好时机。

因为缺少战略配合，石达开派出的前锋赖裕新渡过大渡河后，在清军堵截下损失很大，赖本人战死，余部与石达开本部失去联系。石达开本部人马损兵折将之时，同样得不到其他方向有力的战略配合，只能孤军作战。

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边，过去有的史书说“红四方面军不知到哪里去了”，似乎中央红军是靠一己之力，便过了大渡河。其实不然。中央红军是得到了各路红军的战略策应的。在川北，有红四方面军的战略配合；在湘鄂川黔，红二、六军团正开展反“围剿”作战，吸引了20万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项英、陈毅率3万多红军坚持敌后斗争，他们的后卫战帮助了主力红军的突围。

此后他们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10多万国民党正规军和大量地方武装，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此外，在陕北，有红26军、红27军活动；在鄂豫陕边，有红25军的活动。

红军在长征途中以“北上抗日”为旗帜，进行过多次会师。主要的如木黄会师、懋功会师、永坪会师、道佐铺会师、甘孜会师、会宁大会师等。通过会师，不断壮大自身力量，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会师的前后，各路大军相互协同、相互支援，体现了红军队伍之间的团结奋斗精神。

谁的民族政策更能化敌为友

兵民是胜利之本。当年石达开覆灭于大渡河，与没有得到民众支持有着极大关系。而红军之所以顺利渡河，并非靠运气，而是与当地民众支持关系极大，奥秘之一就是红军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在围剿石达开的作战中，田坝土司岭承恩的彝兵和松林土司王应元的藏兵起了关键作用。清光绪《越西厅全志？武功志》说：“达开不自入绝地则不得灭，即入绝地而无夷（彝）兵四面扼剿亦不得灭。”石达开把少数民族看成“蛮夷”、“异族”，动辄威吓，如在融县发布的布告中有：“逆我者亡，顺我者存”，“各处山寨，胆抗天兵，当时剿灭，一致荡平”，“若不进贡，祸生灭门”。

在云南宣威耿家屯，因攻板桥不下，怒杀百姓。石达开起兵的目的是灭满复汉，石军将土著民族的彝、藏人看作是同满清一样的“异族”。在冕宁，对前来接头的“夷（彝）民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夺杀戮，结果使夷民起了反感，处处准备起来打击”。加上“白沙河之战，赖军受创惨重，余众甚为激怒”。因此，北上时所到之处的房屋，几乎全部烧毁。

特别是6月3日，石达开因强渡失败怒而斩杀彝、汉向导二百余人祭旗，则更属不应该。这样，既损害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利益，也损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引起整体反感，形成上下团结一致，拼命与石军对抗的局面。长征时毛泽东曾站在大渡河边用遗憾的口吻说：“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石达开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邱远猷《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原载《纵横》1984年第4期）

中央红军长征到凉山时，同样的5月，同样数量的军队，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的被围追堵截，所不同的是，这支军队在长征沿途历经苦难，仍真心实意站在民众立场上为民众做事，因而感动了沿途的民众。红军的做法不仅打动了成千上万的群众，甚至感动了前清贡生、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周素园。

周老先生欣然出任红军组织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并率部参加长征。红军的做法还感动了勃沙特，这个疑为“间谍”被红军扣留并参加长征的瑞士传教士，回国后写了《神灵之手——基督俘虏在中国》一书，介绍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他还四处作报告呼吁基督徒要学习红军那种精神，像红军那样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由于国民党长期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在凉山一带的彝族群众十分仇视汉人。红军进入彝民区后，国民党当局认定红军会像当年的石达开一样，被彝人打得陷入困境。但没料到红军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冰释了民族矛盾，化敌为友。

与石达开当年轻慢彝族头人的做法截然相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在冕宁附近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后者向毛报告了从冕宁到大渡河一带的各路彝族家支及其头人小叶丹等四人的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据此制定了红军先遣部队围绕彝族群众的政策。

为消除长期以来的民族矛盾和隔阂，红军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入彝民区时，尽管红军遭到了一些彝民的追打，甚至被抢去武器、扒去衣服，但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不作还击，而是反复耐心地向彝民宣传“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你们的刘文辉”。

今天在安顺场还留有当年的标语：“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主力军”，“红军是帮助干人（即穷人——作者注）谋利益”，“工农群众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等。红军的宣传通俗易懂，容易为群众接受，如“红军到，干人笑，粮绅叫；白军到，粮绅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红军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到冕宁后打开监狱，宣布废除彝族各家头人“换班坐质”制度，救出了全部换班坐质的彝族头人。红军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尊重少数民族，中革军委经过彝民区时，特别下令要求红军将士不得使用侮辱性语言对待当地少数民族。

在红军的感召下，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义结金兰。随后，他派人帮助红军与彝民武装沿途设置的关卡交涉，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还赠送了一头黑骡子给刘伯承，送了一批彝胞参加红军。小叶丹为红军当向导，为红军快速通过彝民区节约了宝贵时间。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红军到达大渡河比石达开的部队快了8天。正是这宝贵的8天，红军得以摆脱追兵，从容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毛泽东后来问刘伯承：“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回答：“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苗晓平《永恒情谊——长征与少数民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渡河为何会成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红军与石达开部能不能过河，表面看是军事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太平军没有将旗帜上的口号兑现给老百姓和广大将士，失了民心士气，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已在政治上走上了末路。而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顺应了抗战的需要，提出“北上抗日”口号，沿途为民众做好事，赢得各族民众拥护和支持，因此顺利渡河。

大渡河畔的历史证明：兵民确实是胜利之本，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前鉴在此，愿后人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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