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陷落前后，德国大使陶德曼应日方要求，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为蒋介石否决。此后，希特勒政权企图继续调停，拉拢中国。1940年10月1日，桂永清电告蒋介石，听说德国拟妥中日和议方案，要中国承认伪满，日方拟撤退华中、华南日军，与中国经济合作。6日，纳粹第二号头子戈林自前线返回柏林，密约桂永清谈话。戈林盛赞“日本优点”，指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弱点及蒋介石困难情形，认为“如日本集中全力，专向中国主力及所在地不断攻击，则早已收效”。桂永清当即告以中国“抗战必胜之原因”。戈林称：“日本为我同盟国，中国为我好友。德、义胜英后，中国必更困难。中国绝少战胜希望。况日本只欲得一部分生存土地，不如合理言和。”桂永清答称：“中国为祖宗、历史、子孙生存而战，现已握住敌国弱点，必待日本根本崩溃，放弃其大陆政策而后已。”戈林继称，中国决无力驱除日军出境。桂永清答称：委员长“为革命党领袖，从斗争中所造成意志坚定之三十万军官，五百万战士，亦非任何势力所能压倒”。二人对谈约两个半小时。戈林最后表示“希望中日和平”。事后，桂永清向蒋介石汇报，请求指示要点，“俾便应付，以维邦交”。11日，蒋介石指示桂永清：“最好暂不直接表示态度。如其不再来问讯，更不必直接答复，但可间接使戈知我国之意，如领土、主权、行政不能完整，则无和平可谈之意也。”

　　11月11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日本新内阁成立，急图解决中日问题，拟于近日内承认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府，德国与意大利因与日本结盟，将随之承认，其他国家或将继起，中国抗战必将更加困难。里宾特洛甫称：如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告蒋介石及中国政府，“切勿误此最后时机”。《战时外交》(三)，第699页。20日，蒋介石将陈介来电大意电告在美国的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并且特别增加了一些原电所没有的内容，如：借里宾特洛甫之口批评英美所称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德宣称“中国若与日本议和，或竟加入轴心，则德国可保证，必忠实履行其和平条款，决不至违约”。蒋介石增加这些内容，意在通过宋、胡二人催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两国合作方案做出响应，早日予以确切答复。《事略稿本》，1940年11月20日。21日，蒋介石复电陈介：声称“我国坚决抗战，实为保持我主权之独立与领土主权之完整。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只求达到抗战目的”。“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蒋介石这时仍然希望维持中德关系，分化日、德联盟，叮嘱陈介转告德方：“当知日本控制中国后，对德终属无利而且有害;反之，中国之独立与主权仍能维持，则将来德国对华之经济与发展，自属无可限量。”《战时外交》(三)，第673-674页。

　　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意图持续到1941年。当年1月，法肯豪森将军的副官长格鲁(Krummasher)密告谭伯羽：德方逐渐注意中日问题，外交部有出面调停可能，意谓英国无力调停，美因对日关系，不便调停，以德国出面调停最为相宜，于德也有利。格鲁征询谭的意见，谭答“以日退兵为前提”。

　　中国幅员广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丰富，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在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对垒中，中国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德国之所以一再劝中国与日本议和，目的在于加强轴心国的力量。

　　蒋介石艳羡德国的军火、科技和统治手段，对卢沟桥事变以来德国外交的亲日政策长期持忍耐态度。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认为已到忍无可忍阶段。当日日记云：“德国太无理性，应断然与之绝交也。”次日日记抨击希特勒近年来的“侮华”政策，“可谓极矣”，“若不再与绝交，则国格将有所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当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关闭驻德使馆，召回商务专员谭伯羽。12月9日，宣布与德、意两国处于交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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