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民国史，会给人以“两多”的印象：战争多和惨案多。而惨案最为人们所熟悉，经常提到的，便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三.一八惨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李闻惨案。这两个惨案，衍生出了两篇名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与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都是中学语文课本里重要的学习内容。从那时候就打上的烙印，恐怕终生也难以抹去。

不过，笔者想把一直关注于遇害者的眼光暂时收回，投向施暴者，那两个被人唾弃的施暴者??段祺瑞和蒋介石。两起惨案发生相差20年，都是悲剧，是中国国运的悲剧，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段祺瑞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悲剧？这两个当时中国合法的政府，因为这两个惨案，失去了自己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彻底的被历史所抛弃。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倒台，李闻惨案发生三年后，蒋介石政府退出大陆。若说在这两起惨案发生之前，人们对于这两个政府还有幻想，那么之后，便是“失尽民心”了。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典守者难辞其咎。两起惨案的始作俑者，自然是段、蒋二人，而人们在重温那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位在惨案发生后都表现的极为无辜。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惨案发生后十年中，段都不吃荤腥，至死不改。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回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而蒋介石在李闻惨案发生后，暴跳如雷，下令缉拿凶手，调查真相。

沈醉所著《军统内幕》记载：“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唐纵日记中也说：“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

据后来的考证，对于两起惨案，段蒋二人都确实有点冤。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抢，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无实际证据。反而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而李闻惨案则已有了定论，乃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为了向蒋介石邀功，希望让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而擅自派手下特务行凶。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为此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记载，仅仅从３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几乎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李闻惨案后，更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如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认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大公报》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来总结知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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