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前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他的还有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
可以说，“四·一二”政变给上海帮会，尤其是青帮带来的最大转折，就是帮会由原先的秘密状态走向公开化。既然公开化了，帮会分子当然也得讲究公开的身份。好在这并不难，他们有的是钱，用敛到的干不净的钱，投资工商企业。在这条道上，帮会中的大亨、闻人左右逢源，政局动荡，社会不靖，给了他们机会。
杜月笙等大亨、闻人进入企业界，有些资本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选择他们做保护伞。据1934年杜月笙的恒社理事会印发的《恒社社员录》记载，这年来自商界的社员有一百二十人，占总共二百二十三名社员的百分之五十四。
黄金荣与杜月笙有所不同，黄金荣的资金多投入了娱乐业，如经营共舞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后来囿于身体和其他方面原因，黄金荣将这些娱乐实体分别租给张善琨、范恒德、金廷荪经营。
此时，对于杜月笙在花钱上的另一番现象也应该一提，那就是赈灾。如1931年国内遭受水灾，已踏进仁济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进入“慈善家”行列的杜月笙，也是身体力行，他的行为确实是具有号召力的。当时杜月笙每行善事，报纸上总会出现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大幅广告。
继帮会公开化、合法化后，帮会开始向新型社团转化。规模最大的当数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忠信社、张仁奎的仁社，其成员遍布社会各阶层。建社风起，为上海青帮势力的空前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他的还有杨虎的兴中社、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
杜月笙的恒社是在陆京士（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等人的策划下成立的。社址最初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后因租价昂贵迁至马浪路39号。据朱学范回忆，这个社名是章士钊起的，取意于“如月之恒”，以称颂杜月笙。郭兰馨《杜月笙与恒社》中说，恒社之名系陈群所起（陈那时正在替杜办正始中学），取之于“自强不息如日月之有恒”。恒社的社徽呈圆形，中间一口铜钟，钟外壁正中为一新月。朱学范说：“钟表示为发声之源，‘声’字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就成为‘月笙’。”关于社徽，郭兰馨说：“周围十九颗星，绕成花边，中间一个大笙，旁有斜月，寓‘月笙’名字。十九颗星暗示恒社理事人数，标志着众星拱月。”
恒社的组织宗旨是“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设有常务理事、常务候补理事。恒社的成立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批准，在法租界注册登记。1933年2月25日恒社举行开幕典礼，法租界当局特派总监到场祝贺。当时恒社设定的入社门槛颇高，社章规定，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填发社证”。所谓审查，就是审查申请者是否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恒社社员录》中，有三星铁厂经理张子廉，警务人员，上海市社会局科长张秉辉、许也夫，财政部视察员何绍芬，还有律师，军界中人。工界中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陆机云，上海邮务工会委员张克昌，全国邮务工会委员赵树声。学界中有上海乐华女中校长陈亚夫，沪北中学校长冯一先。党务中人除了陆京士，还有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君毅，上海市党部第六区委冯宪成，汉口市党部委员吴绍澍。
接纳这些人，杜月笙借以自重。杜月笙对这些人的控制欲也很强。恒社仍不乏帮会组织的色彩。如入社者得投帖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行拜师礼。先用红帖子写明自己祖宗三代，再写上“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然后由介绍人和本人签名，在约定日期备齐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对应的“入社礼”，往杜家行礼。杜月笙后来尽管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想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脱胎换骨。
郭兰馨将恒社成员归为三种类型：“（一）初期的小徒弟，是些小流氓、包打听、巡捕、赌徒之类，为数不多。（二）当地富户殷商的子弟，他们在租界里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也想沾便宜，于是走门路，送重礼，进了杜门就有了保障，这类人人数也不很多。（三）自己在社会上有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畅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的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势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这类的人最多，而且各色人等俱有。当时的上海滩是人吃人的世界，中外冒险家的乐园，有形形色色的人正在安排圈套损人利己，张牙舞爪，还有些人虽然不一定想吃别人，但也担心吊胆防着被人吃掉。这许多人都急于找靠山，钻门路，杜月笙既经成为此时此地最响亮的吃得开的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具备靠山条件的对象了。”
恒社有《恒社月刊》，该刊记载，1936年10月31日，为庆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在黄家花园举办活动仪式前，恒社为“表示吾同人拥戴领袖爱护国家之意”，经第十一次理事会和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将此前6月29日晚起该社平剧组在新光大戏院演剧的筹款，所得票款扣除应需开销外净余2026.30元，于7月21日悉数解送中国航空协会，“捐作购机（为蒋介石）祝寿之用”。
继恒社而起的是张仁奎的仁社，社名取自他名字中的仁。关于张仁奎，前文已有所交代，张仁奎于北伐军到达南通时辞职，1928年10月，由黄金荣、高士奎、曹幼珊等人迎至上海居住。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遭绑票案，当时曾哄动上海。
事情起因于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商定租借一块地皮，准备建房，且已向地政局备了案，办好了手续。偏偏这时候张啸林也看中了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方面交涉。鉴于张啸林的为人不正，静安寺方面情愿以低价租给朱成章。张啸林遂与朱成章商量，也遭到朱成章拒绝。
此后不久的一天，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与护士邓小姐及女儿乘车外出，车刚开到弄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陌生人，边开枪，边让停车。朱成章因此被绑架，并且被子弹击中小腹。人于当晚赎回，即被送往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救治，终以伤重不治而死。
据国货银行庶务周子斌说，那天他到杨树浦路底去赎朱成章时，朱躺卧在田塍内，已气息奄奄。与何人接洽，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数目多少，他没有点过。银行界因为朱成章出事，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由交通银行钱新之请出了张仁奎，把张供养在海格路范园，以示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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