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陈结尾，一间黑洞洞的屋子。每隔12秒，会有一滴水从屋顶落下，一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肖像在墙壁上闪现，瞬间又湮灭在黑暗之中。“滴答”的水声，重锤一样敲击着每个参观者的心——持续六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相当于每12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

　　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在南京城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两名日本军官展开了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以先杀满百人者为胜。到攻入南京时，两人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则杀了106人。

　　这两个杀人狂魔，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着名的合影。两人并肩跨立，军刀拄地，脸上挂着日军式的骄横微笑。这张照片冷酷残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标志，也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深植在中国人的心头。

　　“百人斩”血色凝结十年之后的1947年，这张让人不寒而栗的合影被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发现，随即传回国内。中国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了追捕、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要求，一场针对这两头嗜血野兽的国际抓捕开始了。

　　远东军事法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历时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赢来了胜利。

　　正义的审判紧随着胜利的欢庆。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举行过后，麦克阿瑟宣布逮捕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108名前日本军政要人被宣布为甲级战犯。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开始了。 　代表中国出席的法官是时年42岁的梅汝?，时任立法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检察官向哲浚，时任上海特区首席检察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此外，还有杨寿林、方福枢、裘劭恒、刘子健等数位法学家出任助手。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也让中国检察官的举证工作异常繁重。正式审判之前的1946年三四月间，早已投入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频繁回国搜集证据，同时也物色既懂英文又熟悉法律的人充实力量。

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因此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他就是时年仅24岁的高文彬，中国现在唯一在世的东京审判见证者。

　　1945年夏，日本投降的时刻，高文彬在东吴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由于招架不住各方应酬，他很快就辞职了。就在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把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浚。

　　高文彬英语极好，直到现在仍能每天在电脑上和远在美国的女儿用英语聊天。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这里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以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恰恰是英美法系。

　　1946年5月16日，高文彬抵达日本，从盟军专用的巴士上下来，步入设在原日本陆军司令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时，法庭开庭已经13天。

　　“首批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高文彬说，“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

　　1948年11月12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人中，7人被处极刑——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英机，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起初他是作为翻译来到东京的，很快就被向哲浚任命为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

　　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三楼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数不清的日本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浩如烟海。

　　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那份报纸刊登了一张大幅照片——拍摄于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面带微笑的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

　　高文彬略懂日文，但即便是完全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也可以从那幅照片标题中的日文汉字明白其表达的意思：百人斩……竞争……两将校。

　　待到完全看完这篇报道，高文彬的肺都被气炸了。

报道的标题是《百人斩超记录》，署名“记者浅海、铃木发于紫金山麓”。文章这样写道：

　　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

　　野田：“喂，我斩了一百零五了，你呢?”

　　向井：“我一百零六了!”

　　两少尉：“啊哈哈哈……”

　　结果是谁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

　　“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说，“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检察官提供的南京大屠杀确证就达2400多件。每一件证据背后便是一个血淋淋的控诉。而由于日军严密的消息封锁，这些血写的事实，高文彬也是直到东京审判时才得以知晓。面对一份份“不忍多读、不忍多想”的血证，高文彬心中郁结，义愤难平。《东京日日新闻》的这篇报道，无疑是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但是，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结束，这份证据已不能再呈送。而且，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军衔很低，也不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资格。

　　如此残暴的两个杀人狂，难道就此逃过惩罚?

　　高文彬说，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战犯分为A、B、C三个等级，国内通常译作甲级、乙级和丙级。所谓A级是“对和平之罪”，即计划、开始、实行侵略战争的犯罪,东条英机等人属于此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B级是“通例的战争犯罪”，即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C级是“对人道之罪”，即指战前、战时的杀害和虐待。B、C级战犯交由各国的军事法庭审判。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注定要接受来自中国的审判。

　　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回国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那场丧绝人性的“百人斩竞赛”在其发生10年后，终于被公诸于世。

残暴的“勇武传”

　　野田毅是侵华日军第16师团片桐联队富山营副官，向井敏明是同一部队炮兵排长，两个人的军衔都是少尉。1937年时，野田毅25岁，向井敏明26岁。

　　两个人约定进行的“百人斩竞赛”，以先杀满100人者为胜利，而获胜者的奖品，仅仅是一瓶葡萄酒。

　　高文彬发现的那份《东京日日新闻》，只是日本媒体对“百人斩”报道的其中一份。根据这一发现，中国代表团很快搜集到了大量的同题报道。其中，《东京日日新闻》更是对其进行了持续关注。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而且同时还配发了照片。

　　人们常说，报纸是历史的记录。战时的日本媒体，津津乐道于残暴的“百人斩”，视屠戮为勇武，为残杀唱赞歌，让每个有良知的人不忍卒读，却也“忠实”地记录下了真实的历史，白纸黑字间，血色弥漫。

　　《东京日日新闻》的连续报道，勾勒出了这两个人的杀戮线路：

　　“野田少尉在距无锡八公里的无名村处冲进敌人的碉堡斩了4名敌人先扬威名。”

　　“向井少尉奋然而起，在当天晚上冲进横林镇的敌阵和部下一起斩了五十五名。”

　　在无锡至常州间，向井敏明劈死了56人，而野田毅则杀了25人。

　　当年12月2日，向井敏明与野田毅随队攻打丹阳。他们一路上逢人便杀，一共又杀死了70名中国人。其中，野田毅杀死了40人，而向井敏明杀了30人。

　　日本随军记者追到向井敏明所在的部队采访，向井敏明说：“野田毅追上来很多，我不可以掉以轻心。”

　　到达句容时，向井敏明的杀人记录达到了89名，野田毅达到了78名。到了南京紫金山一战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人记录全部超过了百人，分别是106人和105人。因为分不清究竟是谁先达到了100人的纪录，分不出胜负，两人又约定，看谁先杀到150人。

　　现在翻看这些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在愤怒之外，不禁也让人心生疑问。日军在侵略中国期间，有着非常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现在能够发现的反映日军暴行照片，虽然也多是由随军记者拍摄，却绝大多数都盖着“不许可”的红章，不允许公开发表。而“百人斩竞赛”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却为何堂而皇之地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鼓吹?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程兆奇告诉记者：“这样的报道是日军特有的‘勇武传’，宣扬的都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和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

细看这些报道就会发现，在“百人斩竞赛”中，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戮对象被有意地“模糊”处理了，统称为“敌人”，给人的感觉他们是在战斗中“勇猛杀敌”。

　　两军对垒，消灭对手越多，作战就越勇敢，功绩越大，这也就是所谓的“勇武”。然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真正的杀戮对象，更多的是战俘和平民。在战斗中杀死对手与残杀战俘、平民，性质完全不同。

　　野田毅曾在家乡鹿儿岛县一所小学作报告，他说：“报纸上所说的乡土出身之勇士，斩杀百人竞赛之勇士，说的就是我。占领战壕后，对里面的人喊，你!出来!支那士兵愚蠢，都出来了。我叫他们排好队，然后从队伍的一头逐个砍过去……”

　　很明显，这是在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屠杀。由此更可以看出侵华日军的野蛮、残酷、毫无人性，屠杀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俘虏，即使是列强时代制定的国际法也坚所不容，更不要说违逆战争伦理和人性了。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百人斩竞赛”所使用的武器是日本武士刀。报道中说：“在剑道三段向井少尉腰间的是一把名为‘关孙六’的名刀，野田少尉的刀虽无名但却是一把祖上传下的宝刀。”

　　武士刀是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性中最具代表的标志物，被日本媒体着重宣扬。这反倒说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斩”不可能是在战斗之中。即便是在冷兵器时代，以一人之力能斩杀敌人百人也不可想象，而在枪炮对战的时代，日本军刀再锋利，也敌不过迎面飞来的一颗子弹。它能砍杀的，只能是手无寸铁的中国人。

　　其实，在这些“勇武传”背后的血腥和残暴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日本军国主义把全民族煽动到癫狂的年代，这样的报道却成了“振奋人心的英雄事迹”。“百人斩竞赛”让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

　　审判日到来时，“英雄”惶惶如丧家之犬。

天网恢恢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是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的10个专门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的军事法庭之一。

　　时任庭长的石美瑜原是江苏省高等法院法官，因受命主审汉奸陈公博、缪斌案，表现杰出，以少将衔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长。收到高文彬寄回的《东京日日新闻》时，石美瑜刚刚主持完成了对谷寿夫的审判。

　　谷寿夫是日本第6师团师团长。日军第6师团和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在的第16师团，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实施者，两个师团当时主攻南京中华门一带。城破之后，谷寿夫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指挥部队，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暗无天日的血腥惨案，30万中国无辜生灵惨遭屠戮。　谷寿夫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于雨花台。而中岛今朝吾在这场正义审判到来之前，已于1945年死去，为日本军国主义陪葬了。

　　尽管已经见到了太多的残杀和屠戮，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百人斩”为游戏的残暴还是震惊了石美瑜。他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要求引渡这两人来中国接受审判。按照程序，国民政府电告中国驻日代表团，让他们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其实，这两只野兽本来是有可能在日本被中国军人亲手绳之以法的。

　　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应由盟国派遣占领军，在日本的要地实行占领，以监督其解除武装(只保留警察武装)和降书的具体实施。国民政府组建了一支1.5万人的中国占领军，准备派驻日本。

　　但在一个13人组成的先遣队赴日后，这支中国军队却再没有机会登陆东瀛。他们很快被投入到蒋介石挑起的内战战场上。那支先遣队就成了唯一的中国驻日军事力量。他们后来的工作，主要就是引渡日本战犯回中国受审。而单凭他们13个人的力量，要在战后一片衰败、混乱的日本国内找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自然是不现实的。

　　好在驻日盟军获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残暴行径后，对抓捕工作非常重视，很快发出了通缉令。调查和抓捕由盟军总部调查科直接负责。

　　此时，“百人斩竞赛”已经过去了10年，一直活跃在侵略战场上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是否还活着，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高文彬说，那时候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普遍有一个矛盾的心态，这两个刽子手死一百遍也偿还不了他们的罪恶，但是大家都盼着他们还活着，要让他们活着接受中国人的审判。

　　很快，盟军总部调查科给中国代表团反馈了一个重要线索：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还活着，而且肯定在日本。

　　根据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在南京沦陷后，这支部队根据制定好的计划，对南京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人，进行了毫无人性的屠杀。仅仅在12月13日这一天，就杀害了2万多战俘和平民。而在整个南京大屠杀过程中，这支部队杀害的中国人总人数在16万人以上。其中，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刀下冤魂，无从计数。

　　1937年12月10日，日军第16师团主攻南京中山门，在重炮的猛烈轰击支援下，12日，16师团占领了紫金山主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站在了紫金山脚下，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拍下了那张臭名昭着的照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16师团成为进攻菲律宾的日军第14军主力。后来，16师团驻守菲律宾莱特岛。1944年，莱特湾海战之中，美军登陆莱特岛，第16师团被歼灭。这支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野蛮军队，终归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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