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气愤地说:“自从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已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胡兰成被汪伪政权拉拢过去，大节尽失，却对抗战评价甚高:“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抗战的伟大便是中国文明的伟大。中国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又是非常真的。”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毛泽东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激情洋溢地描述了光明的新中国:“我们建立的将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现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一，言论的自由；第二，信仰的自由；第三，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免于恐惧的自由）。”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访问。傅斯年与毛泽东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放任不羁，脱略形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会把手伸到裤裆里抓虱子。后来有人将此向梁印证，梁公微微一笑，没作否认。梁曾极度赞赏延安时代的毛泽东的天马行空、豁达大度、察纳雅言。他用了四个字:“轶群绝伦”。有问蒋介石同毛泽东对比如何，梁答曰:“差远了！”

蒋介石: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

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电文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两天后，毛泽东回电:“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转天，蒋介石再去电邀毛泽东:“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这时斯大林也来电，主张毛泽东应赴重庆谈判。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再不去重庆就十分被动，于是给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利去电，要求美国在谈判期间保证他的人身安全。8月27日赫尔利亲赴延安，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

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请张申府吃饭，十分客气。但当张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毛泽东面上顿现不豫之色。张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1945年10月8日，胡风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欢送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回延安，这已是几天里他们的第三次见面了，但交情难说深厚。在欢送的人群中，虽然胡风“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194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驼峰空运的文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战机就达468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晏阳初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二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1945年刚胜利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论语》杂志149期载:“法币满地，深可没胫，行人往来践踏，绝无俯身拾之者，谓之‘路不拾遗’。”一副流传的对联《赞财政当局》:“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谓屁无捐。”

《论语》刊载民谣以讽法币:“平平涨涨涨平平，涨涨平平涨涨平，涨涨平平平涨涨，平平涨涨涨平平。”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账:“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5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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