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不留灰中国历史第一人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周恩来
揭秘周恩来“无墓无碑”所为何?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
二、总理为何“生而无后”,却要为烈士存孤续后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邓颖超为何放弃生儿育女?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三、“官而不显”?做最平民化总理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出国访问机密文件箱里藏“寒酸行头”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周恩来一生不回故乡之谜:平生最恨“衣锦还乡”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四、周总理“党而不私” 拖病体看望康生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他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五、周总理一生“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
临终仍佩徽章“为人民服务” 工作量党内之最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
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历史上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产党的领导人换了多少,却人人要用周恩来。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六、周总理为何“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
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
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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