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中领袖人物陶成章效唐朝骆宾王讨武则天之例，先后两次北上京城，要“手刃慈禧”。他还异想天开，密谋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计诱清朝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巾帼不让须眉的尹锐志、尹维俊姊妹意图炸死清廷要员，携带炸弹潜伏京城竟达一年之久。虽然也有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这样可歌可泣的壮举，但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终究反映的是一个团体及其成员的不成熟心理，要知道，并不是刺杀了几个清庭大员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如此革命宗旨和革命手段，与日后成立的同盟会，自然难为融洽。虽然也有部分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但大多光复会成员则游离于同盟会之外，其中多位重要成员与声誉日隆的孙文关系紧张，彼此之间，常有攻讦。 李燮和指责孙文，常以“诈术待人”，他联络南洋各埠的江浙籍华侨，“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送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提议撤销孙文之总理职务。陶成章在东南亚爪哇、新加坡一带立报馆，办杂志，发展会员，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并因筹款问题与孙文发生冲突，遂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罪状三种十四项。徐锡麟则态度坚决地拒绝加入同盟会。陶成章于革命成功以后不到一月，被来自革命阵营的子弹击中殒命。这位终生醉心于暗杀的光复会首脑，最终被自己人暗杀，足见中国近代的革命，始终没有摆脱帮会的困扰，从而具有浓重的闹剧成分。1905年夏天，孙文再抵横滨，经日本友人介绍，与黄兴首次会面。在神乐阪凤乐园的酒宴上，孙文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得到黄兴赞同。 7月底，一个协力从事反清革命的中国政治组织，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黑龙会会所成立。在讨论这个新成立的联合团体的名称时，有人提议将其命名为“对满同志会”，天才革命家孙文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叫“中国同盟会”为好。会议接受了孙文的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同盟会当选总理孙文现场起草了盟书，被选为执行部庶务的黄兴提议：“请你宣誓！”于是，与会者纷纷在盟书上签署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们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由孙文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再授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毕，各同盟会员的盟书被置入一个特制的铁皮箱，加锁封存。正要离开时，不知是谁碰倒了室内一快木板，发出裂帛一般的声音，孙文当即预言：“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有为把保皇派的大本营也设在了日本。 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正在极力宣传他们所追求的君主立宪制，而与孙文们一向主张推翻皇权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同盟会遂将原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民报》，作为同盟会的喉舌。理论家孙文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挑起了一场与君主立宪派的激烈论战。 20世纪初年，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社会变革派别，错把他乡当故乡，在遥远的日本国，大唱对台戏。此后，财政专家孙文又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筹款工作。从立志闹革命的那天起，此项工作一直在困难重重中进行，但坚韧的革命家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在一封写给伦敦金融家的筹款信中，我们依然看到了这位理想主义者的万丈豪情：大清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形势就好比是一座全部由干柴组成的森林。仅仅需要一点火花就能让这座森林燃起冲天的大火。而这火花就是我所需要的50万英镑。崇尚暴力的黄兴则集中全力，组织一次又一次以推翻清朝政权为目的的暴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武昌起义爆发以前，在大清帝国的南部地区，先后有8次规模不等的起义发动，然而，飞蛾扑火般的壮举，全以失败而告终，英勇牺牲者几无可数。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经过艰苦努力的工作，大清帝国新式军队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人存在。 义和团运动的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八国联军入侵，让以西太后为核心的大清官僚统治集团倍感沮丧。流亡海外的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趁势摇唇鼓舌，极力宣传欧、美等国尤其是日本的宪政制度。而以孙文为代表的力量，则主张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彻底推翻清朝的皇权统治，大批革命者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狂躁之中，跃跃欲试。虽然，康、梁的立宪主张与孙文的革命主张水火不容，两者还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但是，对于西太后的统治集团而言，两者却有着同样的、不能承受其重的压力。经历了义和团的重大挫折之后，帝国的统治者的思维稍稍地有了一些理性的回归。在重重的压力之下，他们认识到，与其坐等孙文们通过暴力手段将皇权颠覆，不如循康、梁之道，再度变法。 年事渐高的西太后于西安回转京城之后，决心奋力一变，以求帝国生存之路。历史再度开了一个玩笑，几年前被她一手废除的各项新法，如今反因她的大力提倡而得以推行。1904年6月，在戊戌变法被整肃六年之后，大清帝国政府宽免了戊戌变法所涉人员。已革职者，开复原衔；通缉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律开释。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不在赦免之列，此外，光绪皇帝也没有获得他本来就应该拥有的权力。老太婆在这场被人们称为“新政”的变革中，步法还是有些凌乱。这是一场迟来的“新政”，其如火如荼的场面，并不比六年之前的维新运动逊色。 一批素有抱负的帝国才俊，遂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其中，早有盛名的袁世凯再度显示了自己杰出的治国才华。他不惜重金招揽和重用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大力兴办各种实业，修建铁路；他力主废除科举，创办新式教育；他积极推行基层自治等行政体制改革；他负责编练的新式陆军已经成为大清帝国最具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他的能干和勤政以及由此而在帝国的官僚阶层享有的良好声誉，使他成为晚清时期继李鸿章之后的支柱性人物。大清政府赦免维新人士的这一年年初，日本联合舰队兵分三路，攻击驻扎在旅顺、大连和长山岛的俄国海军。大清政府对这场两个外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没有任何阻止的办法。 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演变而来的外务部，在俄、日双方正式宣战后的第三天，赶紧发表声明：日俄开战，中国严守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双方血战了将近两年，于次年9月，以俄国大败而宣告战争结束。出人意料的结果，在让俄国人感到万分沮丧的同时，也在大清帝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朝野上下都在苦苦地思索：蕞尔岛国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庞然大物俄国？很快，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大清帝国的中枢神经再一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于是，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计划终于形成。而此时，距离1871年日本皇室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已有34年。 在疾如闪电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样的时间，足以使一个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家一个时代了。但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还是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兴奋，立宪派尤其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即在海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言论。毫无疑问，在他们眼中，帝国新生的机会已经降临，而他们个人的政治命运也会随之而发生重大转折。以推翻皇权为己任的革命派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则有些懊丧。在他们想来，宪政考察，势必会带来大清帝国宪政的实施，为濒于死亡的帝国注入活力，从而会延迟帝国覆灭的时间。这对急于实现革命理想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于是，革命党人决定用带有恐怖主义的暗杀手段，阻止出洋考察。出生于暗杀团的一位光复会成员，在和他的同道打了一架以后，得到了这个机会。这位一心要“割尽满人头”的安徽籍青年，此前一直在寻找时机，谋杀另外一位风头正劲的满族权贵铁良，如今，他则集中精力谋划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暗杀行动。 9月24日，热血刺客携带一颗没有引爆装置的炸弹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早上八九点的时候，即将出洋的五位大臣登上了火车，前来送行的官员、亲友以及各界名流正与他们在车厢内话别。天上有些阴云，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令人窒息。虽然戒备森严，刺客还是没费多大力气就混上了火车，一切都如同预想中那样顺利。他在寻找合适的时间和空间下手，此时，机车与车厢挂钩时产生的震动，提前引爆了性能并不稳定的炸弹，但仍有数人伤亡，五位出洋大臣中也有三人受伤。刺客临行前已经作好了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准备，据传他服用了一种药物将自己变成哑巴，以免被捕后不慎吐露真情，但他的这种担心显属多余——他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 class=’page’>2
数日之后，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开展了多项悼念刺客的活动，人们才知道了这位如同荆轲一般悲壮的勇士的名字——吴樾(yuè)。吴樾的暗杀行动，只不过让出洋考察有了稍稍地延迟而已。年底，经过重组的考察团，仍然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出发。这一次，朝廷选择了能干的袁世凯负责安全保卫。由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领，包括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听差2人、杂役4人、剃头匠1人的第一路考察团，于12月9日，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从上海吴淞口放洋。 明年1月14日，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第二路考察团，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驶入茫茫大海。饶有意味的是，他们出发的时候，帝国各大城市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运动正在掀起，在出洋地上海，愤怒的人们甚至烧毁了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汽车。拖着长辫子的两大考察团，在外国人好奇的目光中，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日等十数个国家的旅行。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里，他们看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公共利益所进行的真诚沟通，看到了君主和议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看到了议员之间只为公理之明而不为意气所用的争执……这一切，令他们在耳目一新之余，思想也受到强大的冲击。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并向外宣布预备立宪，企图以此抵制革命，确保大清江山的永固。 他们还分别考察了国外的一些社会管理部门和公共机构，诸如政府、邮局、铸币局等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监狱、疯人院等管制另类人群的机构，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他们也充分享受了西方的文明生活，便利的通讯手段，先进的交通工具，新鲜完备的娱乐设施，这一切都让他们处于亢奋之中。当然，像被宾馆的旋转门所困之类的狼狈事，也时有发生。1906年夏秋之际，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他们向朝廷递交的考察报告，是在朝廷通缉犯梁启超和另外一些热衷于君主立宪的笔杆子帮助下完成的。在力数了立宪的好处之后，他们正式向朝廷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们认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但不利于官。我国的贫弱根本原因在专制，若想富强，只有采用立宪政体。但是，他们也提出，眼下还不是颁布宪法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制度与立宪制度相去太远，贸然仿行，国事将更加混乱。只有仿照日本，先下定国是之诏，而后预定立宪之年，使官员和人民预为准备。西太后被出洋大臣说服，最终下定了立宪的决心。1906年9月1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在这个洋洋数千言的上谕中，首先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次者明确通过立宪“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最后指出先从制度改革、广兴教育入手，等取得成效之后，再行宪政。当日的《申报》记述了上谕公布之后中国的喜悦：人们奔走相庆，破涕为笑，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出自《申报》1906年9月16日)演说家们更是激情充沛：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出自《马相伯观察演说词》《时报》1906年9月18日)各式庆祝会在多个地方召开，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北京最为热闹，商务印书馆、公慎书局、江西学堂、部分报馆和阅报社，高悬国旗庆贺，各学堂万余师生齐集京师大学堂，举行庆贺典礼。天津、江苏、南京、无锡、常州、扬州、镇江、松江等地都举行了类似的立宪庆贺会。举国上下的欢腾似乎告诉人们，只要一纸上谕，立宪即告完成。但是，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乎狂热的激动，并没有任何理由。最令人沮丧的是立宪的预备期一再延长，1908年8月，西太后临死之前，才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比这个王朝的寿命还多了6年。预备立宪重要内容之一的官制改革，在中央一层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满族权贵与主持这项改革的袁世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于宫中的太监都被八旗子弟们煽动起来，日夜于老佛爷面前哭闹。最后，袁世凯只得妥协，官制改革遂不了了之。各省成立的咨议局倒是具有代议机构性质，但进入这个全新机构的成员有严格的年龄、财富和教育程度的限制。而且，地方大员，尤其是督抚大人们，对这样一个束缚他们手脚的机构，普遍持消极态度，咨议章程只见颁布，而不见执行，咨议局徒有其名并无其实。中央一级的代议机构——资政院的筹备更是步履维艰，直至武昌起义爆发，这个在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上，完全受制于朝廷而毫无实际权力的御用机构，甚至连通过议项的鼓掌、举手都没有学会，只不过稀稀拉拉地开过两三次形式上的会议，根本无政可资。与上述预备立宪的举措相比较，作为宪政的基础性工作——法律修订，则显得扎实一些。 1908年8月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是日本宪法的翻版，虽不能算作正式宪法，但确定了制定宪法的根本准则。但它把“君上大权”作为正文，而把“臣民权利义务”作为附录。这样的结构形式，说明它的重心还是在于维护君权。虽然在臣民权利义务的部分，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等自由权利的规定，但同时又规定必要时皇帝“得以用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沈家本、伍廷芳等负责修订法律的大臣聘用日本法学专家，以大陆法系的刑法为模式，“三阅寒暑，易稿数次，始克告竣”的《大清新刑律》，突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中国传统的法系，呈现出与旧刑律迥然不同的整体特征。尤其可贵的是，罪行法定、罪与非罪的界定、惩治教育、道德责任等现代刑法原则，在该法中均有所体现：法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为罪。非故意之行为，不为罪，但应论过失者，不在此限。凡未满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出自《(钦定)大清刑律》)《大清民律草案》“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大量吸收近代先进法学理论和国际通行法则。 该法采巴威编制式，共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罗马法诸多民事法律原则通过德、日等国的扬弃、消化之后，又借清末修律之机影响着此后中国的法制。然而，对大清帝国来说，这些法律都来得太晚，有些未及颁布，有的虽然颁布了，但未及实施，这个庞大的帝国就一命呜呼了！虽然未能扶大厦之将倾，但清末修律将中国沿袭已久的旧式法律推上现代化的道路，并确立了此后中国一百年的法律走向，这或许是它最具历史意义的副作用。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光绪仅3岁的侄儿溥仪在西太后临死前被指定为继任皇帝，他的父亲——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理所当然地成为摄政王。 年轻的满族权贵们雄心勃勃，力图恢复他们祖上的无上荣光。这些志大才疏的王公贵族，不断地将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使原本就失去了向心力的地方政府，更加离心离德。不知死期将至的满族少壮，还全力将汉人官僚从中枢机构中排除，最具权势的袁世凯也被迫归隐原籍。以恭亲王奕?、西太后等政治大鳄当年之强势，尚且百般倚重汉人官僚，晚年的西太后更是对袁世凯等信赖有加。载沣何德何能，居然如此迫不及待地排斥打击能决定帝国生死存亡的朝廷重臣？1911年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成员中，满人9名，并且皇族就占了5名，汉人仅4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就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连原来一心保皇的立宪派都感觉到大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咨议局和资政院的议员大人，在失望之余纷纷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 热热闹闹的预备立宪，对病势沉重的大清帝国疗效甚微，满洲皇族少壮们的一意孤行，让原本支持政府的立宪派扭头而去。从理论上来说，一直与立宪派拳脚相加的革命派，此时应该趁势而上，大出风头。然而，革命的形势似乎并不乐观，至少在1911年至农历辛亥年刚刚到来的时候，人们还没看到后来史书中所描述的那种风云激荡的壮阔场景。革命党人的暴动和暗杀依然在不断地上演，但没有出现多少令人兴奋的结果。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南部地区组织的几次暴动，均以失败而告终，新近的一次失败，即发生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 同一年，“引刀汪精卫北上行刺之前，同盟会成员陈碧君为汪壮行时说，明天你就要去死了，我没有别的送你，把我的身体送给你吧！汪、陈遂成伉俪。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美男子汪精卫，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只是为自己赢得了美名以及美人，而摄政王毫发未损。革命所需的经费筹措，殊为不易，承诺不断而兑现绝无，让越来越多的捐助者逐渐丧失了信心。革命远未成功，同志们也并未气馁。筹款活动依然在“内地同志出命，海外同志出财”这样充满激情的演说中进行，新的暴动也在酝酿之中。革命领袖孙中山不断地鼓励因长期遭受失败而情绪低落的同志们，“一败何足馁”，“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哪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 同盟会加强了在各地新式军队中的渗透工作。新军中已经有不少官兵加入了同盟会，经过他们的努力工作，支持或倾向革命的官兵越来越多。从过去依靠会党到将来依靠新军，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不久之后上演的大型革命剧，新军出演了其中最为重要的角色。新军泛指大清帝国按西方操典组织训练的军队。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成的北洋军队，应该是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鼻祖。 1901年以后，大清政府议定重新组织军队，以替代满洲八旗和由地方团练发展而来的武装力量，新军遂在帝国遍地开花。到1911年，分布于帝国各地的新军估计在50万上下。1905年大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后，大批年轻的读书人出于功名无望而投笔从戎，从年龄上计算，他们应该是新军中的主干力量，加上新军招录条件较为苛刻，因而新军官兵皆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这些渴望上进的年轻人，在民族主义的情绪感染之下，很容易迸发冲天豪情。这也是革命党在新军中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 class=’page’>3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帝国的中央政府同样希望控制这批举足轻重的武装，以满足中央集权的需要。预备立宪期间，中央政府即成立了陆军部，将各省的新军整编成36镇，由北京统辖。随后，一批在新军中很有威望的将帅，纷纷以明升暗降的传统招数，被调离他们所统辖的军队。但这些调离的将帅们从来就没有担心过兵权的丧失，因为以中国的传统，军队往往只服从于他们的统帅，即使他们的统帅已经调离，但对他们依然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种情况在帝国的历史上已经存在多年，在未来的中国，依然会持续若干年。 实际上，中央政府控制新军的能力，十分有限。革命党人自然也不能控制新军，孙中山自始至终就没有自己可以调动的军队。相互对立的双方，为着各自的目的，在新军中展开了争夺，但争夺的结果一开始就十分明显，胜利不属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属于能够控制军队的人。这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的奇特风景。帝国政府对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了然于胸，为免将新军逼至类似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那样的困境，而对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了姑息的态度，曾多次指示各地督抚，“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帝国政府此种投鼠忌器的心态，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预留了极大的空间。尽管在新军中的策动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革命党人新的暴动计划还是遭到了挫折。在募来了一笔16万元的巨款后，充满革命激情的孙中山不失“大炮”本色，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暴动计划。在这个新的暴动计划中，先以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敢死队攻占广州，再以广州新军为主力组成的十路大军，分头挺进湖南、江西，另在长江流域策动新军举兵响应，各路大军于南京会师之后，举行北伐，直捣北京。计划的庞大并不等于计划的周密。当黄兴带领部分暴动人员于4月下旬潜入广州时，发现广州已经戒备森严。 原来，4月上旬，另一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私自潜入广州，实施他的行刺计划，引起了当局的警觉。显然，这两个计划缺乏必要的协调。广州起义的死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这里采用的是最新考证的数字，但更多的人似乎习惯用“黄花岗72烈士”这个数字。但是，黄兴还是发动了攻击。当黄兴带领他的敢死队员向广州督府发起冲锋时，计划中的其他各路大军并没有出现。孤军奋战一夜，86条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一个叫黄花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同盟会领导的第10次武装起义在广州举事，曾攻下两广总督府，但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了。喻培伦、林时爽、林觉民等86人(一说百余人)英勇牺牲。图为被俘人员临刑前所摄。烈士遗体七十二具由同盟会秘密会员、著名摄影家潘达微殓收，合葬于黄花岗，故史称黄花岗之役。岗的地方，只有包括黄兴在内的少数人奋力逃脱。谋事不周、热血有余的年轻小伙子们在举事以前就已经预料到失败，几乎每人都留下了悲壮如歌的“绝命书”。 近百年以来，每当人们读到这些带血的文字，都不免潸然泪下。黄花岗起义失败不到一个月，另一场规模超过黄花岗起义一百倍还不止的抗议政府运动，在帝国各地兴起。这场后来被人们称为“保路运动”的反抗壮举，自发的成分显然更多，虽然运动当中也产生了各式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革命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对铁路这种现代文明的产物，一开始就如同对待其他的西方事物一样，感情较为复杂：很多中国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地，打乱了正常的节律，转移了大地仁慈的力量，它们使道路和运河工人失业，改变了业已形成的市场模式。 虽然一些十九世纪中叶的学者指出，铁路是西方工业发展的主要源泉，但是建在中国上海附近的第一条很短的铁路还是于1877年被地方官员收购撤毁。(选自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这期间，西方各国不断地向大清政府表示，他们愿意为帝国的铁路建设提供贷款。尽管如此，到1896年时中国的铁路线还是不足二百公里。但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候，大清政府突然对铁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外国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大修铁路的同时，帝国政府也有了自己雄心勃勃的铁路修建计划，庞大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西方各国银行金融集团的贷款，复杂的技术也由外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 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的铁路干线，几乎都由外国人主持修造。新的世纪到来之后，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民族觉醒运动彼伏此起。作为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帝国各地纷纷发起了收回路权运动。几乎覆盖各省的各类收回路权团体，通过发行债券等多种形式募集资金，试图改变由外国人控制中国铁路的现状。1905年，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主持修造的京张铁路正式开工。该铁路计划穿越地理条件最为恶劣的八达岭山区。经过极为艰难的施工，这条全部国产化的铁路于四年后全线竣工。这对致力于从外国人手中收回路权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信心支持。到1910年的时候，收回路权运动有了显著成效，多条铁路成功地摆脱了外国人的纠缠，转为由民间投资建设并经营，其中，武汉到广州的粤汉线、武汉到成都的川汉线两条干线铁路皆由民间商办。1909年10月2日，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举行通车典礼。 民国代帝国而起，共和代专制而立，为中国历史上大破大立事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至此画上句号，实在是中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如果共和顺利实行，国力赶上欧美并非遥遥无期。可是，民国开国者们的创造力，并不比他们的祖先更为丰富。一国之共和，谈何容易？法兰西为共和之始祖，启蒙运动由来已久，民权理念深入人心，共和之路尚且漫长曲折。反观中国，则诸事不备，既无共和之土壤，又无民主之气氛，革命家们又性急如火，此中的曲折多艰，自可预料。一系列外交事件的处置失当，十分强烈地告诉人们，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改变此前中国可怜而可悲的现象，很多迹象甚至表明，中国的衰退仍在持续。 武昌的枪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效应在此后的革命运动中还会经常出现。革命之声响彻云霄，连浙东乡村的阿Q先生，也到尼姑庵里过了一回“革命”的瘾。各地新军纷纷起兵，向大清政府发难，预备立宪期间各省成立的咨议局，此时大多倒向革命。未出一月，革命的旗帜即插遍大江南北，全国22省中，17省先后宣布脱离大清政府而独立。局势变化之快，出乎想象，复杂的情势，任何个人和团体都难以控制。 但武汉的军事形势不容乐观，帝国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沿京汉线南下。大清政府控制的北洋六镇雄师，为当下这个国家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在军事上完全有打败暴动部队的可能。然而，奉命南调的北洋两镇部队，最初的行动颇为迟缓。原因十分简单，他们的主子袁世凯此刻还端坐于他河南顶城老家的一叶扁舟之上，独钓寒江。不过，三年前被摄政王载沣怒斥之后，从宫中屁滚尿流爬出的狼狈，已经一扫而去。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北洋军队对他的忠诚，坚信他经营多年的虎狼之师一定能帮助他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穿着梭衣，戴着斗笠，不动声色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标，内心反复掂量着即将上钩的鱼儿的斤两。皇帝催促袁世凯复任的诏书一道紧似一道。袁世凯在他的各项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确信可以掌控局势，才接受了任命。 1911年10月25日，武昌暴动半个月后，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队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三位将领，被人称为“北洋三杰”。当时，统帅北洋两镇部队南下武昌的为“虎”将军段祺瑞和“狗”将军冯国璋。他电令虎将军段祺瑞、狗将军冯国璋率领北洋一、二镇速抵武汉前线。两天后，刚刚抵达的北洋军队即于汉口击败暴动部队。月底，袁世凯束装就道，自彰德启程南下武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政治旅程。行前一天，他致书黎元洪，首倡和议。黎元洪在回复中，劝袁世凯反正，并允诺事成之后推举他出任总统。袁世凯大喜过望，但他需要时间。他于武汉前线兜了一圈之后，火速赶往北京，一面重组内阁，独揽军政大权，一面授意著名文胆杨度和出狱不久的汪精卫，就议和迅速展开舆论宣传。 似乎一切都在袁世凯的如意算盘之中，但武汉前线那位懵懵懂懂的冯国璋差一点打乱了袁世凯的整体部署，这位此时还没有多少政治细胞的狗将军，在攻占了汉阳之后，拟挥师渡过长江，一举拿下武昌。暴跳如雷的袁世凯亲拨长途电话，制止了冯国璋的军事行动。他心底暗骂这位不懂政治的部下，难道要让老夫再回河南钓鱼？袁世凯的用意昭然若揭，他要养敌以逼宫。只要皇帝还在龙床之上，他就不能圆总统之梦。以当前之强敌，逼迫皇帝逊位，虽是老套路，但只要使用适时，仍然是妙不可言的招数。北洋军在前线的战事，既不能胜，更不能败，这样才能同时向政府和革命党两边施压。 在鄂军都督黎元洪的通电倡议之下，独立各省代表先是在炮火连天的武汉，继而转至被江浙联军新近攻克的南京，商讨组建临时政府。暗中，南北双方的和谈一直持续，12月中旬，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与即将成立的临时政府代表密晤于上海。所有代表，包括同盟会巨头黄兴、汪精卫，此时均一致认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非袁世凯莫属。组建临时政府的各项议程，唯有议选大总统一项被搁置，总统一职，虚位以待袁之到来。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自然洞若观火，他在加快逼宫步伐的时候，常常喜不自禁。 就在此时，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回来了！半年前广州黄花岗起义惨败后，孙中山流落海外。在辛亥年底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中国餐馆里，以洗盘刷碗苦度时日。期间，他因一项资金的募集前往堪萨斯州，途中从当地报纸上读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敏锐的孙中山断定，革命事业在九十九次失败之后，导向胜利的那最后一次终于来到。他取消了这次募集资金的旅行，急速赶往华盛顿，而后又远赴伦敦和巴黎，与这些外国政府紧急磋商，希望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在得到必要的承诺之后，他从巴黎启程回国。 1911年的圣诞节，孙中山和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同船抵达上海。悠长的革命岁月，为孙中山在海内海外积累了隆厚的声望。他关于民治的建国理论是“中华民国”的精神基础，他在同盟会中的影响更无其他人可以望其项背。因此几项，来自17省的革命代表，在他到达上海的第四天，以投票的方式选举他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22时，孙中山在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高举右手，用那曾令千万人着迷的声音宣读誓词：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职。 class=’page’>4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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