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这个时代最终皈依基督的人物，也是家喻户晓的发动“西安事变”的人物。

　　不想利用“宣统皇帝”这块招牌

　　1990年夏，日本广播协会(NHK)电台记者报道了张学良早年与溥仪交往的回忆：

　　我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溥仪突然进来看见我。我劝他把袍子脱掉，把身边那些老臣辞掉，你这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你能天天出来走走，我倒很佩服你。我劝他，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你作一个平民，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你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英国或到哪儿去读书。我说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你虽然是平民，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中有你的份。你如果今天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在溥仪的《召见簿》中，第一次出现张学良的名字是在1926年4月1日，当年溥仪21岁，在天津日本“租界”地宫岛街张园自设“行在”办事处，仍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称孤道寡。张学良那时26岁，经过两次直奉战争已是身经百战的奉军第三军司令了。张学良所说上面那段话正是这个时期的情形，两人确实很熟悉。

　　张学良跟溥仪交往从来没想过利用“宣统皇帝”这块招牌，恰恰相反，而是劝溥仪脱袍子，辞老臣，“真正做个平民”。然而，他们政见不同，因此在交往中潜藏着对立和斗争。从他事后同日本记者的谈话来看，言谈中仍流露出势不两立的口气。

　　不赞成“御弟”到属下做事

　　1927年初，经社交界颇为活跃的陈贯一夫妇介绍，溥仪的二弟溥杰在北京饭店舞场结识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他们称兄道弟出入于饭店、球场或舞场，溥杰还常到张学良在北京的驻地“神聊”，交谊日深。在张学良的影响下，溥杰产生了从军带兵打天下的思想，再不愿空守没落王府当没用的“御弟”了，遂于1928年初利用少帅邀请参观南口奉军工事并检阅部队的机会，向张学良述说了投奔奉军的愿望。溥杰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张少帅听到我的请求时，有些犯难地对我说：“要说这事本身倒很好办，但以你皇弟的身份到我的部队从军，恐不合适。咱们现在是朋友关系，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为上司与下属了，这就不好处理，再说父帅仍视你哥哥为君主，他会怎么看这件事呢?还有，特别是你哥哥仍旧很讲君臣名分，他能答应这事吗?”他说出了一大堆难题。我不听他这些，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就看你答应不答应吧?!”此后我又屡次三番地表示要到他的军中去“从戎”，并说他要是不答应的话，就不够朋友，弄得张少帅无可奈何，最后他只好说：“那好。这段时间你就先上我们在奉天举办的讲武堂去吧!”

　　当时，奉军处在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以及冯玉祥和阎锡山军队的围攻之中，不久便因作战失利而决定退守关外，张学良特意通知溥杰先到天津躲避，溥杰便带着妻子唐怡莹乘坐少帅的专列赴津，并住进法“租界”张公馆，几个月后也去了东北。他知道父亲载沣和大哥溥仪都不会同意，遂给他们留了信，说明去向便不辞而别了。载沣先见着信，赶快报告溥仪。溥仪后来回忆：“有一天，我的父亲突然到我的住所(天津日界张园)哭着告诉我说，溥杰和张学良部下私自出走，一定是上东北，让我设法把他找回来，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便找日本驻津副领事白井康，求他想办法。他答应和大连日本关东厅联络，如果溥杰坐船登陆，便可拦他并让他回来。白井康就和关东厅的‘通译’中岛比多吉联络，后来果然发现溥杰在船上，中岛认识溥杰，告知来意，便把溥杰拦阻了，令他重回天津。”

　　溥杰折回天津以后遭到大哥的训斥。溥仪对他说：“你的志向不错，不过怎能给张学良做事呢?不如直接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军事!”嗣后溥仪聘请远山猛雄为日语教授，让溥杰和婉容之弟润麒学日语，到1929年3月便送他们东渡留学去了。

　　溥仪不准溥杰投到张学良的帐下，这当然有身份的考虑，但主要原因是政治的，从根本上说溥仪与张作霖父子是对立的，他容不得别人当“满蒙王”，更容不得别人争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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