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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原来是科举制度的激烈批判者，后来却发出要恢复科举的感叹，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定性为保守和倒退，这是他对废科举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理性反思。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1月02日第E2版，作者：谭洪安，原题：《众议科举制兴废》

张献忠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道统是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清末道统的断裂由废科举直接导致，而道统的断裂，又造成了政统的失序。

科举制度废除，首先斩断了读书与做官之间的纽带，知识群体开始被边缘化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对清朝的统治来说，它造成了两个不好的后果：一是士人阶层分化，很大一部分生员进入军队，不少人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清朝的掘墓人；二是官僚队伍的来源更为复杂化，越来越多军人从政，出现了“军人政治”代替“文人政治”的趋势，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就是“军人政治”造成的。

道统断裂，还使整个社会秩序失去了价值支撑，意识形态陷入真空状态。清末民初，政治成为武力的竞技场，枪杆子支配一切，借此投机发迹的军人集团则迅速占领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要职，政治已完全无秩序可言。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实际上，正如当时人所感慨，“其识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深入人心说”即使成立的话，也只是共和的口号深入人心而已。

梁启超原来是科举制度的激烈批判者，后来却发出要恢复科举的感叹，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定性为保守和倒退，这是他对废科举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理性反思。无论是清廷统治者，还是一般的士大夫和读书人，对科举废除所引发的连锁效应都缺乏充分的权衡考虑，没想到它竟然关联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徐辰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

我的核心观点是，科举制度能够为中国古代政治提供正当性的根源，在于它是一种治国的知识，而且是一种道德意识很浓厚的知识。科举的意义并不在于考试本身，而在于考试与准备考试期间，天下士子们对于此种知识的反复研习，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共同体。传统的士大夫也明白“科举害道”，却没有谁站出来要求废止科举。而传统经典中的“知识”，皆是老祖宗们的经验（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也说过“古老总是造就正确”），其中蕴含的意义，并不亚于民主政治中的选票。

赵峰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在中央党校讲课时，有一个学员问：我虽然是领导干部，可我也是凡人，有七情六欲，有追求财富和幸福的权利及自由，你怎么能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我呢？这不是以理杀人，剥夺我的自由和权利吗？我说：“你确实有做凡人的权利和自由，但必须把你所占据的、充当价值权威的位置让出来，让给别人。既然你现在这样选择了，就没有资格再做凡人了。用圣人标准来要求普通人，的确是以理杀人，用它来要求价值权威，却是完全正当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世俗教育问题，还有捍卫整个中华文明价值信仰的神圣性的问题。科举制度废除了，这是中国人的命运，想挽回是不可能的。但科举制度曾经发挥的文化功能，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接续过来，这是必须的，也是很迫切的。

还有，如今所谓公务员考试制度，严格来说，充其量只是“选吏”制度。而古代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就像现代西方的选官制度，也主要靠选举。要把这套选官制度在当代以某种方式复活还真有可能，但麻烦会很多。考试制度与选举制度相比，社会成本可能要小一点儿，但内耗成本肯定非常大。放在今天来说，科举选官制度的门槛，至少应该定在县一级或以上的政府主要官员，那才是真正的选官制度。可这样选出来的官员，恐怕很难获得像古代的县令，或现代民主选举的胜选官员那样，拥有对下属足够充分的任免权，这里面还牵扯到其他的种种体制，不容易办到。至于想通过这个办法来遏制腐败，我觉得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估计作用不大。

林美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社会方方面面影响都很深，但科举制度似乎是个例外。科举制度表面上是一种教育制度，本质上却是政治制度，是选拔政治人才的制度。日本古代的科举制，仅仅是作为教育制度存在，根本没有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层面。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能说日本古代存在过科举制度。

日本古代的贵族制太强大了，贵族控制着天皇以及整个政权的运行，政权是放在“私”的领域运行的，但又有一个表面上“公”的存在。“公”与“私”两个领域的二元权力结构，往往是重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这个国家缺少普遍选择人才的土壤，因为它不需要这种方式。所以，读书的人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向上流动，你再怎么努力也进入不了贵族阶层。

这种制度现实对日本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没有政治制度意义上的科举，日本的读书人进入仕途的路被切断了，这意味着他继续去读书、求知，是来自于内心的需要，学习本身就是目的，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教养。而没有某种功利的追求，只有这种纯粹的求知欲，才能真正产生科学的精神，这也是古希腊哲学诞生的前提和背景。你去看日本的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一点造就了日本学术人士所通常具备的批判精神，既然他的学习不是为了进入官场，所以当知识水准达到一定高度时，他对宪政之类议题就有敏锐的眼光和独立的精神了。

任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

当初袁世凯递的那个废科举的折子，我读起来是百味杂陈的。他折子里最强调的理由之一，是外国友人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觉得科举这个制度不是文明之制。应该依靠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是一种外来的标准，那这个标准是否恰当？从袁世凯的折子里，我们大体可以理解，当年人们对待科举之类极为复杂的传统社会制度时，为何那么容易产生激进主义情绪。

重新思考科举制的现代价值，改造和吸纳科举制的精神，恰恰是我们正面推进儒家现代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君主制、国教制在今天讲起来很难，相对而言，科举制“重建”的价值更大一些。君主制、宗族制都不是科举制最核心的条件，我认为最核心的还是“贤能选举”。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能否采纳一种比较中庸的路径，把它和民主、直接选举融合起来？这样一来，除了民意的合法性之外，还能形成更为客观的、代表社会长期形成的共识与信念的一种新选举模式。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52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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