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1865—1936)，曾用名启瑞，字芝泉，晚年号称“正道老人”，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1865年3月6日)生，安徽合肥人，人称“段合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太平集(今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太平村)。民国著名政治家，号称“北洋之虎”，皖系军阀首领。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讨伐对象。
曾助袁世凯练北洋新军，而后以此纵横政坛十五载，一手主导了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有“三造共和”的美誉，后来因宠信徐树铮，迷信武力统一，为直系击败而下野，曾借助和张作霖和孙中山的三角同盟而复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段严词拒绝 。1933年1月，蒋介石派专使迎段祺瑞南下，委以“国府委员”衔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逝于上海宏恩医院。
一生清正耿介，颇具人格魅力，号称“六不总理”，曾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
段祺瑞曾有“三定共和之功”，对中华民国的初创和巩固居功至伟，却又屡次破坏法统，视国会、宪法为私器。他素怀“一匡天下之志”，是军阀派系体制和“武力统一”政策的首倡者，却在五天内输掉半生功业，此后仅以北洋系元老的面貌出现。他留德却曾对德宣战，亲日却又赞同抗日，早年仗剑杀人、晚岁茹素礼佛，老对手李烈钧赞他“硕德久为天下望，大雄终合佛家风”。
“再造共和”：为袁氏安排体面退路
1912年3月，袁世凯令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这是其中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左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右为国务总理兼交通部长唐绍仪，后排左一为农林部总长宋教仁，左三为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左四为司法部总长王宠惠
就本质而言，辛亥革命乃是太平天国战争以降中国中央政府权力碎片化现象的重现。清廷在甲午、庚子两度战败之后，企图借助编练新军和“预备立宪”来扭转这种趋势，在“新政”名义下把军事、财政和行政全权重新集中到中央。但满清终究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正当性存在天然缺陷，当深受共和思想浸淫的汉族先进分子把满人的“新政”解读为强化民族压迫和民族控制时，这种集权政策也就丧失了维持下去的根基。而南方革命者之所以愿意与袁世凯展开合作，也是看准了袁氏的本质乃是李鸿章这类汉人强力疆臣的再现，在抵制满人集权方面和民军利益一致。
共和肇建，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系统与同盟会控制的各路民军各据半壁江山，在军事上形成大致的均势；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根本法律关系，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宋教仁试图以责任内阁制牵制袁世凯，为此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积极投入国会大选。此举不仅引起袁氏的忌惮，对敌视宋教仁本人的若干同盟会元老、帮派分子以及北方官僚也是莫大的威胁。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遇刺，国民党以合法方式控制北京政权的最佳机会就此失去。此后南北双方诉诸武力，爆发“二次革命”。袁世凯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各省分布零散、难于联成一体的缺陷，派兵南下，终于扫除了最大的政治障碍。
袁氏当国之初，段祺瑞先后出任陆军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继续鞍前马后地为老上司效力。1913年底他奉命署理湖北都督，将在南方颇有人望的黎元洪裹挟北上；次年又兼领河南都督，主持镇压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然而到了1914年秋，两人的关系发生了罕见的转折：袁世凯既已用武力平定东南各省，又借助《中华民国约法》掌握了立法和行政主导权，便转而尝试摆脱对北洋军的依赖，以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这当中的逻辑极为微妙——清朝末年，北洋诸将不过是满人控制的国家机器中缺乏政治能量的棋子，在财源、声望和外部保护方面绝对依赖于袁氏；但时隔十多年，他们或者已在中央政府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成为地方大员，对“袁公”的需求和忠诚度出现了大幅下降。而袁世凯欲使个人在法理上的长期统治（可连选连任总统）确实化，就必须避免昔日的袍泽成为另一支南方民军。为此，他一方面竭力削弱各省军事首长的权限，一方面遴选青年军官编练模范团，试图弱化北洋军人的地位。
段祺瑞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他一来不满袁氏干预陆军部事务，二来基于一贯的民族主义倾向，反对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遂于1915年春称病不理部务。此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日益暴露，段氏乃慨然自谓：“我当年曾发采取共和之电，如今（倘）又拥护项城登极，国人其谓我何？恐二十四史中，亦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论公，我宁死也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绝不多发一言。”
然而段祺瑞依旧保持了对袁氏个人的忠诚和情谊。当“中华帝国”难以为继之时，他受袁世凯之邀出任政事堂国务卿（后改回“国务总理”原名），为后者安排了较为体面的退路。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后，段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公告，援引《中华民国约法》（已在袁世凯称帝后被废弃）第29条，宣布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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