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

“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黄兴

在一位法国人眼里，“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

在罗家伦看来，黄兴“是豪士，是英雄，是开国元勋。但是他更是有中国文化根底的读书人，他是‘士’。这个士便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士。这个士也就是孟子所谓豪杰之士”。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冯自由语)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众口一词都说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当时出版的《血书》有《黄兴小史》，其中言：“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惟一之实行家也。故党中最重黄之声望，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矣。”孙、黄并称其实不是偶然，黄兴(1874～1916)虽然比孙中山小了八岁(比谭嗣同小九岁，宋教仁、蔡锷同年，比他又小了八岁)，但在二十世纪初那次重大历史转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信仰共和的革命阵营中，拥有更广泛的追随者。章太炎手书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以看作是对黄兴的盖棺论定。

据举人出身的吴稚晖回忆，1901年在日本，有人约他去见孙中山，他以为孙不过是“绿林豪杰”，所以不想见。后来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书生，也以为不过是刘秀、邓禹之流，还是不想见。直到1905年的一天，他在英国，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才感到很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他颇有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汶[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当年留学欧洲的朱和中也回忆说，孙中山去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时，他念着孙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孙问其故，他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孙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1〕不过孙中山1916年7月15日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确与传统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2〕

与孙中山相比，黄兴本来就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因为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如李燮和原来就是华兴会员)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虽然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但黄兴虽败犹荣。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之时，他一面引咎辞职，一面准备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则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3〕

即使在“二次革命”中颇受孙中山、陈英士等人的非议，但从黄兴在南京兵败“走麦城”之前请徐宗汉照顾儿女的家书看来，他早知战事前途并无把握，内心痛苦而从容，随时准备一死报国〔4〕。这封信带有交代后事的遗嘱意味。所以当南京即将三面受敌之时，部下亲信日夜随侍左右，也是深恐黄兴“悲愤自杀”。

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的重要职务。黄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但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太清楚的原因，即他是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九十三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诚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

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5〕

1912年，孙、黄先后进京，北京舆论对于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和黄兴的真诚笃实无不交口称赞。当时名记者黄远生对孙中山不无微词〔6〕，而对黄兴却是评价甚高。他在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一笑。”〔7〕

国外舆论也都这样认为。1912年9月29日，黄兴与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见面。康地事后回忆说：“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8〕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发表驻北京记者的通讯，其中就有这样一番判断：“但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9

早在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就已是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他的经历赢得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不是偶然的。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海外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筹款)。在民国初创之际，人们重视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各方看好乃是顺理成章的。辛亥之际，在孙中山回国前黄兴主持处理了大部分军政、民政要务，包括筹款、议和等重要事务，经受了一切考验，“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比与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10〕。一句话，黄兴具备了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的性格使他自愿担当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是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

二、黄兴的配角意识

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

1903年，湖南人章士钊(后来参加过华兴会)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半译半叙，编写了《孙逸仙》一书，认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黄兴就是读了这本书才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有了最初的了解，奠定了他们日后合作的思想基础的。1904年，黄兴再返日本寻求宫崎滔天的帮助，也是因为读了《三十三年之梦》。而在同盟会出现之前，黄兴等人就想在日本重组革命团体。据曹亚伯回忆说：“黄兴来后，欲结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而戊戌变法后长沙时务学堂逃去之一班学生，如杨度、范源濂等，俱不愿拥戴黄兴为首领。”〔11〕程家柽也出来劝阻：“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12〕

1905年7月，经杨度(有说宫崎滔天)介绍，孙、黄第一次见面。章士钊对他们这次见面所记甚详，有所谓“情异虬髯”、“太原真气”之语，表示黄兴一开始就无与孙中山争领袖之意，更无自树一帜的打算，而是愿意倾心合作，所以才有了同盟会的诞生。从孙、黄第一次见面到同盟会诞生前后只有二十多天，本来孙中山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认为这是个秘密组织，“革命”一词应该删除。经过讨论后，孙接受了黄的意见，才正式将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成立会上，正是“更不失快男子本色”的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顺利当选。这一年孙中山三十九岁，黄兴不足三十一岁，胡汉民二十六岁，宋教仁二十三岁，汪精卫二十一岁〔13〕

同盟会的成立过程条理井然，没有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兴中会主角这样的纠纷，这与黄兴的性格、声望和谦让是分不开的。章士钊曾在百年前撰文指出：“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无疑就是这样的实行者。“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14〕这一评价是恰当的。不过，华兴会员当时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并不是所有入都加入了，比如章士钊就一直没有加入，刘揆一早期也拒绝加入。但华兴会员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则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兴中会后来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当年活跃的陈少白在同盟会时期也淡出了。

黄兴反对罢免孙中山：“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开日本，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当年7月，同盟会内部发生章太炎等攻击孙中山事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孙中山离日前，曾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送的一万五千元，以两千元留作《民报》经费，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干事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时在香港的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反对此议，他的看法是，孙中山留下两千元给《民报》，其他的用做起义军费，这也是不得已的，又深知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而且当时正在与孙中山共谋在广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所以他要力排众议(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的张继甚至在民报馆与他发生了扭打)。

刘先是急忙写信通过香港的彭邦栋转告黄兴，同时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语，请他们劝说孙中山向东京本部引咎道歉。孙中山的回答是：“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15〕黄兴回信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6〕由于黄兴严正表示反对的态度，东京的第一次“倒孙”风潮才得以平息

“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同年8月，已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也对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语)，要另外仿照绿林开山立堂的办法，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并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孙武等随即加入，刘揆一也“极表赞成”。他们认为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不容易为下层社会了解，因此提出“平均人权”。当时正好黄兴回到东京，对他们另树旗帜表示不满，曾质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17〕

杨玉如回忆道：“那时黄兴恐同盟会起了分化，曾向发起人质问，经焦达峰解释：谓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兴始了解。”〔18〕武昌起义时，率先打出的就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多年后吴玉章仍记得，当时同盟会组织涣散，孙、黄等常不在日本，“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共进会”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73〕〔103〕〔107〕罗福惠、萧怡编：《居正文集》上册，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122、122页。

〔75〕唐德刚说，孙中山主持铁道公司据说月薪三万元，结果铁路一寸未建，视察费用化了百十万两，账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袁世凯指控他“贪赃妄法”，他是百口莫辩。唐德刚：《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82〕左舜生：《黄兴评传》附录，第157页。但章太炎说，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国，章曾问他是否前去问候孙中山，黄兴的回答是“往则遭其詈耳”。他还说，黄兴身后，其忠实追随者与新附同盟会的谷钟秀、张耀曾等称政学会，以岑西林为首，与孙中山不和。章太炎在中间“颇任调和”，但因为隔阂已深，“不能合也”。《章太炎自定年谱》，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0页。

〔83〕〔84〕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59、679页。

〔91〕转引自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93〕1912年11月8日《时报》消息说：“沈秉?摇⒑??⒀疃扔??先?持匾?宋锪碜榻?降常?⑽乓训美琛苍?椤场⒒啤残恕承砜桑?思丛?彩揽?乘?⑵鹁裙?缰?湎啵?蚰苡谐伞?rdquo;

〔96〕黄远生：《远生遗著》附录，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第23页。

〔106〕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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