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的人上了瘾就不能称之为人了，甚至有的居民夏天在院中生火做饭，一不注意，他会把火给你倒掉，炉子搬走，换成白面。有的连狗都不如，把亲生的儿子女儿押在那儿，作为吸毒的开支。家里人发现孩子不见了，就到附近白面房子中打听，找到以后、韩国人看你的穿着打扮像是有钱的，就提出高价，限几天之内交接领人；看到对方真是穷苦就少要点。 当时有个叫张子培的，民国初年在八大胡同中的韩家胡同开设庆余堂妓院，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白天，到亲友家去过瘾，到了夜深人静，他就在家中吸食。当时收藏烟具是法令所不许可的，所以他的烟具都是一些代用品。用手油灯作烟灯，棉花线作捻儿，鸭蛋壳作烟灯罩。他常自解嘲似地说：“这算什么？我总算还有一杆烟枪，有的人连枪都没有，拿茶壶嘴作烟枪呢！” 张子培的后人回忆说：“妓院的掌班、老鸨，十个之中，有八九个是离开鸦片不能过日子的。”他们从妓女身上残酷剥削下来的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就从烟枪中喷了出去。为了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八大胡同中，真是烟馆林立。 韩家潭、百顺胡同哪一条胡同都有几家。名为烟馆，其实只是二三间屋子。烟馆的主人多数是自己吸食了鸦片，不能另谋生计，就索性在家里开灯供客，卖上了大烟。设备是非常简陋的，漆黑的一间小屋子，床铺上放着一份充满油垢龌龊不堪的烟具。前来吸烟的人，都是些社会的渣滓、小偷、人口贩子等。 这些大烟鬼，都是弯腰曲背，双肩紧耸。凡抽白面儿者，无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儿鬼”之称。白面儿鬼抽白面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将一支烟卷磕空了一头儿，然后将白面儿小心翼翼地倒进去，以火点燃慢慢吸之；另一种是将一包儿白面儿全倒在锡纸上，划着火柴烧烤锡纸的背面，白面儿受热后即化成烟雾，张嘴吸之，即可全部进入肺脏。 开烟馆的利润是很大的，当时鸦片的价格，以普通烟土计算，是三块钱一两；烟馆卖出时，照例羼上烟灰，八钱烟土可以变成一两四钱烟，一钱烟就可以卖到一块钱之多。这还不算，烟馆为了拉拢主顾，有的对上甘油，使烟膏甜润适口；有的则往烟膏里放上白干酒，讲究一点的还使用白兰地酒。 一两烟土可以羼上一两酒，这样下次烟客不来这家吸烟，就会觉得不过瘾，甚至于肚子疼…… 当时八大胡同里最有名气的叫骆驼阿四。他卖烟的时间最久，所用的烟土比较讲究，因此驰名。他就是在煮烟时羼对白兰地酒。他所以有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靠山硬。他是青帮，曾拜吴金宝为师，吴金宝是妓院里面称霸的人物。有了金宝给骆驼阿四撑腰，所以他在这些烟馆中间势力最大。 又如韩家潭16号的黑皮老太，丈夫在饭馆当账房。因她吸上鸦片，丈夫供应不起，她就开了烟馆，边卖边抽。 上面所说这种烟馆，设备都很简陋，南方话称之为“燕子窠”，那是很低级的。一般穿长衫的大人先生们，自然不便前去了。 到了民国二十四五年间(1935-1936年)，在石头胡同“天和玉”饭庄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里面备有铜床、铁床，有雅座，有散座……来吸烟的人，还可以叫条子招娼妓，正好适合当时社会颓废堕落的风气，所以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处，就先后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大烟馆。于是“燕子窠”的营业，自然相形见绌了。散座是一间大屋子，屋子里有一个大炕，炕上有许多烟鬼，脊背靠脊背，躺在那里吸烟，就像罐头沙丁鱼一样。伙计蹲在炕的下边，给客人烧烟。旁边有个小桌，可以随便叫酒叫菜。一个烟馆里面，掌柜、账房、伙计，大概要用十几个人。 不过有些抽惯了“燕子窠”的人，还是不上大烟馆。 “燕子窠”大烟馆固然可以从卖烟上得到很大利润，但他们所卖的烟土还是从专卖大烟土的地方批发来的。这些专门出售大烟土的人，比开个烟馆利润大得多了。这些出卖烟土的人，和地面官警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他们都另有其他公开营业作为掩护。 据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讲，在韩家潭对面的“义和坊”油盐店的东家，人称张大胖子的，开着两家油盐店，还在前门外煤市街开了一家纸铺。表面上，他是个殷实商人，实际上却是专卖烟土的。每一个卖烟土的，手下都用着很多人，随时把货送到顾客家里。 他们也常利用报贩给他们送货。报贩到门口，嘴里嚷一声“送报”，顾客前去接报，鸦片就随着报纸递过去了。即使同住的院邻，也不会发觉。 李铁拐斜街57号原有个金鸿斌，是个专门批发烟土的大卖主，他是以在骡马市大街开洋货铺为掩护的。当时，像张大胖子、金鸿斌这样的商人，为数很多。 还有个王大森，在虎坊桥开了个“王大森医院”，表面上是个专门戒烟的医院，其实也是他卖烟土的掩护。在他的医院里有个大花池子，里面装的全是烟土。出卖烟土的方式很多，卖烟泡，是用蜡纸一块一块分别包好；烟膏子则装在铁匣子里。 如果说，开烟馆不如卖烟土赚钱多，那么，卖烟土又不如运大烟的利润大了。运大烟更是非有政治背景不可。 民国初年，讲究抽“人头土”、“马蹄土”，那都是从印度进口的，价钱最贵，据抽烟的人说，这种烟最过瘾。这些鸦片利益主要被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所垄断。 到中国军阀割据时代，各地纷纷种烟。市面上盛行东北的“冻土”，云南的“云土”，广东的“广土”。据说，东北烟土的特点是劲头儿最足，抽了烟之后，烟灰还可以抽，能够反复抽好几次，因此受到很多买主的欢迎。 华北沦陷以后，日本人进一步毒化中国，大量贩运销售海洛因。与此同时，吸食鸦片的恶习更普遍，更公开了。但运卖鸦片却非勾结日本军部或者身穿日本军衣不可，否则很难偷带鸦片。大烟土贩自然也非走日本军部的门路不可。 日本人对运鸦片，查得紧，限得严，卖鸦片的人就想出方法来应付。韩家潭10号“联三元”钱铺的掌柜李某，原来和外二区(民国时大栅栏地区)的警察官是儿女亲家，他借这个势力，贩卖烟土。 卖烟、运烟的人，只顾自己赚钱，把鸦片这种毒品，散布到各地，使一些人染上这种嗜好，它的危害之大，是无法想像的。好好的一个人，吸上了烟，不久就面目黧黑，走了人样。吸烟的时候，更是丑态百出。 吸烟不仅消耗金钱，而且使精神颓败，整天无精打采，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所以妓院老鸨为了笼络买来的妓女，让她永远俯首帖耳被自己剥削，就故意让她吸食鸦片，鸦片抽上了瘾，这个妓女就不想嫁人了，因为嫁了人，有这口瘾，也不能安分过日子，谁愿意娶这样一个女人呢？这样，她就一辈子陷在苦海里面。 例如青风巷有个鸨母人称晁四小姐，买了个养女叫丽娟，人长得很美，晁四小姐就教唆她吸烟；她有点私房也都在烟枪里喷出去了。还有个妓女，名叫春凤，因为抽上鸦片，人老珠黄后，便只好当野妓，因没存下一分钱，连个住处也没有。有时，深夜里她还坐在人家门口台阶上，过路的人远远看见她，像个鬼一样，猛一见，真会吓一跳。 1949年前，北平是华北地区的毒品(鸦片)主要集散地之一。1942年，北平的烟膏、烟土店多达320家。1949年后，毒贩们纷纷转入地下，以开设茶庄、皮毛店、药铺等为掩护，继续贩毒。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毒犯恶习不改，直到1952年左右吸食、贩卖鸦片的现象才渐渐消亡。
2.赌场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里说：“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 民国时期，韩家胡同20号则是一家跑马场，也就是赌场。在它的斜对门是韩家胡同21号，是一家头等妓院。这两个门相隔约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嫖客是如何的将赌与嫖“完美”地结合起来。 当时北京内外城均有后台很硬的俱乐部。这类俱乐部，门口挂着大牌子，被来客们称为“安全地带”，安全是指此地的后台一般都是没人敢惹的主儿。所以，赌徒们都乐意到俱乐部玩。这种俱乐部往往是赌场、大烟馆与妓院的三合体。 在八大胡同里，最有名的俱乐部是王广福斜街西口路南的俱乐部。 进这种俱乐部，需有熟人引路。进门得先买筹码，买的数目不能少于百八十元，不然是不会有人跟你赌的。这里面赌法俱全，赌的最大的是牌九和扑克。由于这里后台较硬，所以不管是谁，赢了钱赌场都要按百分之五抽头，过钱时是只认筹码不认人。 俱乐部里供应大烟、白面、名酒点心。专门设有烟榻和烟具，另设妓女陪客单间，这里的妓女一般为二等或三等。 一等妓女，一般由大人物临时叫条子。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在来俱乐部前，都提前打电话通知，让俱乐部事先做好准备。这样，一般的赌博要立即停止。门口处，除了大人物所带随从、卫士之外，地方警署还要加岗警卫。 民国时期，曾有几位大人物来此寻欢作乐，除了赌博之外，还召集八大胡同一等班子里的红妓女们前去跳舞、抽大烟，通宵作乐。这里在日寇侵占北平期间，还一度成为日本军人俱乐部。 在这个时期天桥的赌博业也十分兴旺。买卖不错的“宝局”有两处，一处在西市场南街，另一处是板章路南口最有名的“德义楼”旅店，从八大胡同说是在棕树二条南口处正对面。 据了解，“德义楼”是一个叫金大头的日本人开的，是一家以旅店为名的赌场。里面有押宝、摇摊、骨牌、麻将牌等多种赌博方式。玩的人最多最红火的要数押宝。所以，很多老北京都管这里叫“宝局”。 押宝是一种性质极为恶劣的赌博，在旧社会属被当局查禁之列。因此，“德义楼”的东家为牟取暴利，与管界内大小官僚及巡警上下相互勾结，并定期贿赂他们。 据老北京们讲：“金大头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交游广泛，谁也不敢惹他。”的确，一旦逢上司查办时，必有为其通风报信之人，并为之大开绿灯，以示关照。 1938年春天，日伪联合清查北京大小赌场，前门外一带各号赌场均被清查，惟有“德义楼”秋毫无犯。可见金大头绝非一般之日本浪人。从此“德义楼”由不公开的旅客赌场变成京城上下尽人皆知的公开赌场。 在“德义楼”生意最为红火的时期，曾流传一句话：“星加尖，赛神仙。”星，假的；尖，真的。就是宝盒里按点数或方位压注，宝局里的人从中捣鬼作假。人们将干这种事情的人俗称为“吃老妖”，这种人专门坑害赌博者，与老板和东家是串通一气的。 在日寇侵占北平时期，八大胡同之一的王广福斜街东头有一家跑狗游艺厅，这家游艺厅表面看是游乐场所，实际上却是一家赌场。 这里赌博的方式和跑马场一样。“狗”是玩具狗，上面骑玩具小人，电钮一开，十几只狗便驮着小人飞跑起来，究竟哪只狗能得头彩，买狗票的人并不知道。买狗票全靠瞎蒙，买几号狗票自己要记住，开赛之后，如果这只狗跑了头名，那你就中彩了，分钱多少得看买的人多少。但是，这狗跑得快与慢，全都控制在局内人手里，中彩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的钱全落进了东家的腰包。因为这里是妓院区，所以很多妓女也随同嫖客一起前来碰运气。 这个跑狗厅开业后十分火暴，大约一年以后由于查赌而关门。类似这种赌博游戏的还有西珠市口路南的“日光”游艺场，东家也是日本人，名叫高岗，经营者是中国人。每日盈利按四六分成。这是一种用气枪打瓶子的游戏。筹码从一毛到几元钱不等，以用枪把瓶子从木架上打下来为胜负。 民国时期妓院的主管机构是北平特别市公安局，这个时期对妓院的管理还算正规，有时公安局在一个月就连发几次管理办法。在日本侵华时，日本人、朝鲜人也纷纷在八大胡同开设妓院，公安局给这些妓院颁布一些注意事项。 1930年1月北平特别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增订管理妓院规则第十四条并修正条文的指令”。当时主管大栅栏地区和八大胡同妓院的是外二区警署。 这个时期最多的是侦缉队与流氓侵扰妓院的事件，如外二区警察分局就有“关于李自臣控张进良冒充侦缉队查娼”的事件。 因八大胡同区域里这些特殊行业，这里形成了与其他地区警署不同的管理与谋权方式。署内的警察，官职大小，其生财之道也各有不同。 但无论怎样，他们的敲诈对象基本上顺序为，一商号、二妓院、三小铺、四妓女、五平头百姓。他们还与小偷窃贼流氓地痞相互勾结、利用，以各种名义诈取钱财。 警署内，警长通过保甲长直接出面向其所辖大小商店、茶馆、饭铺、作坊、住户要小钱儿。 警长有带领警士巡逻、查店、传讯等权力，所以一般小门小户绝不敢得罪。即使是生意萧条，也要拿出血汗钱，以求平安无事。官职大一些的巡官和警官，敲诈的方式为“捧牌”。此法是通过打麻将只输不赢的办法，由商人和作坊老板为警方筹措数额较大的现款，这些人为求立足，不得不对警察头子吹嘘奉迎，所以谓之为捧牌。 警官们搞的这种伎俩，绝不由个人出头露面。一般由同僚代为操办。大凡搞这种事情，一般先将意图告诉给一两个在辖区内有影响的商人，由他们出面联络若干同业，并确定麻将的圈数和赌资数额，不出一至两天，即可将款子凑齐。 昔日八大胡同一带的捧牌者，除各大妓院的老板外，还有各行业店主与老板、戏剧界伶人、老鸨和红妓女，这些人不但要经常给警官或巡官捧牌，而且还要为有钱有势的地头蛇额外巡官捧牌。 额外巡官，一般是上层军政要人的亲属或嫡系，后台硬，无人敢惹，就是地方警察也要让其几分，这种巡官拿钱不多，但权力大于正式巡官。因此，对于一般的妓院老板和妓女来说，笼络住这种人尤为重要。 警察署长对于钱财的贪婪，比起下属们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敲诈范围之广，名目花样之繁多，更是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如果遇到署长本人及其眷属寿诞之日、子女婚配、儿孙满月、乔迁新居，或是父母死亡或阴寿之事，则其下属大肆宣扬，并有专人全面张罗，警署内外同心协力递送请帖通知各行各业届时光临私邸或惠中饭店、东方饭店、同福居饭庄、新丰楼饭庄参加庆贺或祭奠。各家所供奉的礼金，多为银元，数量从几十至上百元不等，所送礼品，一般为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名人书画等，百物杂陈，集精品于一堂。 一些走红的小班妓女和一些坤角艺人，在此时以交际花身份出现，绝不可能怠慢地为喜庆之事锦上添花，除送来礼品外，还要陪酒赔笑，在此献艺。更有为讨好上司而专开单间，让红妓女陪酒陪睡，以求升迁。 这些应邀前来的座上客，一般都是本地区的上层人物，妓女与坤伶并不例外。 旧社会时讲笑贫不笑娼，何况八大胡同内百分之八十以上均为此等皮肉生意，只有等级贫富之别，而走红的妓女有的比达官显贵更值钱更有地位。赴会者，除荣幸之外，都自以为机缘凑巧，受宠若惊，认为能和生杀予夺的警察署长交往，便可攀龙附凤，日后必大吉大利，万事亨通了。但一般等待他们的是接二连三的敲诈和勒索。 在八大胡同地区，向妓院和妓女借故勒索，是当地警察署的一条重要生财之道，也是警署在此管理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大凡妓院的开业、停业、撤销、领取执照、更换手续，包括妓女开铺、转换妓院、检查身体、上户口及开证明等诸多事项，都要由警署批准和办理。 欲开妓院者，如不事先请客送礼打通关节，便休想领取营业执照。平常日子里，妓院的鸨母为了自己所养妓女的生意，必隔三差五对警署大小官职进行贿赂，以求平安无事。不然，警署便以“姑娘太刁”，“姑娘有病了吧！”等各种理由强行勒令其停止卖淫。 在妓院里，如屡次发生地痞流氓滋事生非，警署必下令其停止营业，或下令撤销其执照，使妓院关张倒闭。老板和鸨母如欲东山再起，则必须以重金相贿，方可如愿以偿。 在此地区火神庙夹道和青龙巷、朱茅胡同及西羊毛胡同等处，还有暗娼十余家，这是属于被禁之列的违法经营，但这些暗娼和领家无不上下打点，以使警方装聋作哑，为其大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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