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主要写给自己看的。蒋介石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下简称“胡佛”)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至1931年的日记。

“蒋介石日记原本”首次公之于众，吸引了世界各地研究蒋的学者的目光。在日记开放首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和同事张海鹏已守候在胡佛研究所，他们将在此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研究。

70岁的杨天石先生研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已30余年，进行蒋介石的专题研究也已多年。最近，在斯坦福大学的临时住所，杨天石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电话采访。

开放是长期磋商的结果

记者：您现在在美国的工作紧张吗?

杨天石：现在我每天都在胡佛档案馆看蒋介石日记，看得很紧张，刚刚看了三分之一。通常是早上8点15分进档案馆，下午4点40分出来。

记者：我们了解到，目前胡佛档案馆要求查看日记的人“不能使用任何工具进行翻拍”，你们的工作怎样开展?

杨天石：我们现在看的都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跟看原件没有什么区别。日记全部是毛笔写的。日记多，又不让复印，只能每天手抄。抄也有不同的抄法，要是一字不拉地抄下，两个月都抄不完，所以只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做一些摘录。

我希望在两个月内尽可能多地带些资料带回去。除了蒋介石档案之外，我也准备看看宋子文档案，宋档的价值也很高。

研究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蒋介石日记的有价值部分我一眼就可以判断，但从抄下到写成文章还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写的文章还是几年以前收集的资料，做学问就是要慢慢消化。

记者：目前蒋介石日记的分布和保存情况如何?您当时得知蒋介石日记公布这个消息时，心情怎样?听起来我能感觉到您是很高兴的。

杨天石：上世纪80年代，我在南京二档馆看到蒋介石日记摘抄本，后来我在台北又看到台湾“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摘抄本。两者正好相互衔接，大陆是从1919年到1926年，台湾是从1927年到1943年。

我一共去过台湾7次，最后几年大部分都是研究蒋介石日记摘抄本。但是，摘抄本经过摘录，总会有所选取，有所舍弃。因此，我要研究摘抄本和原本之间的区别，有无歪曲原意等问题。原本没有经过摘录和改动，更加能反映真实面貌。我这次来美国，就是想看看蒋介石日记的原貌是怎样。

对研究者来说，能发现新史料当然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特别是蒋介石日记，我找了好多年!80年代，我发现南京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摘抄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后，就很想知道原本在何处，最初我担心这些日记会因年代久远丢失，我到台湾后也多次打听，台湾的学者表示，既不在“党史馆”，也不在“国史馆”，而是在蒋家手上。

我曾通过不同渠道托人给蒋家打招呼，希望这批日记能好好保管。这次蒋介石日记得以开放，是胡佛研究所和蒋家长期磋商的结果。代表胡佛和蒋家协商的是马若孟和郭岱君两位学者;代表蒋家审读日记的是台湾的潘邦正先生，我去年在台北见过他，还有一位是宋家的代表曹俐璇女士。审查者对个人隐私做了一些技术处理，但范围很小，30年以后仍会开放;其他部分，则保留未动，完全向公众开放。

从学者研究的角度说，当然最好是什么都公布，但是家属愿意保留先人的某些隐私，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目前开放的是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如果开放效果好，后面的开放就会加快。

去年我在台北时，曾跟蒋方智怡女士(蒋经国三子蒋孝勇之妻)谈过，鼓励她积极开放。这次到旧金山，我又跟蒋方智怡女士表示：你们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也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向全世界公布蒋的日记，让世界上具有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自由地进行研究、评论，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研究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都会赞赏你的举动。

日记有很高史料价值吗

记者：目前还有哪些学者来到胡佛研究所参与研究蒋介石日记?

杨天石：除我和张海鹏教授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学者，日本产经新闻一个记者受报社委托，专门研究蒋介石日记反映的中日关系问题，他昨天刚走。

还有一些记者也来，他们主要是抓新闻，往往看过两次就不看了。他们喜欢问：有什么发现?能解决什么重要历史问题?我跟他们声明，我刚开始看，现在还无法准确地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我讲每一句话都要对读者负责。

另外还一些中国来美探亲、旅游的人，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心，要看看蒋介石日记到底是什么样子，来的人还不少。

任何一个人到胡佛来，不管是不是学者，是哪个国籍，文化程度怎样，只要凭有效证件，登记后都可以看，手续很简单，几分钟就办好了。对所有人都一律平等，这让我印象深刻。

记者：对您而言，此次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具有怎样的史料价值?会在哪些方面出现突破?

杨天石：蒋介石从开始写日记到1972年，坚持了50多年，从不间断。这些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而且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有重要作用。历史学家当然要根据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行对他做出判断，但是，历史学家还要了解政治人物的幕后活动和内心隐秘以及喜怒哀乐。这就要靠日记，这是日记的一个优点。

此次公布的日记宣称自1917年始，但那其实是蒋介石对他早年生活的回忆。现存蒋介石真正的日记从1918年开始。这以后，发生过许多和蒋介石有关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五四运动，蒋介石对它有很高的评价。第二件大事是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反对孙中山，蒋介石为此从浙江赶到广东，登上永丰舰，跟孙中山“共患难”。第三件大事是1923年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赴苏联访问。第四件大事是蒋介石东征、北伐。第五件大事是国共的合作和分裂，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是重要人物。此外还有创办黄埔军校、中山舰事件、软禁胡汉民事件、九一八事变、“宁粤分裂”等，这些，都可以从蒋介石日记中得到答案或部分答案，或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新资料。

譬如，五四运动以后，蒋介石的思想有一个向左发展的过程。他那时认为，要想改造中国，首先要消灭两种人，一是消灭乡村士绅，一是消灭资本家，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激进的思想。

我写过一篇《中山舰事件之谜》，被有关领导认为是“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使用了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

史学家可以利用哪些材料

记者：台湾媒体近期报道说，研究两蒋多年的台湾新科“立委”李敖日前曾爆料称，蒋介石常用日记骗人，即使日记是真的，也不可信;珍贵史料能否还原历史，就看史学家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李敖还爆料说，台湾“国史馆”保留的部分两蒋日记竟然出现缺页，他怀疑有人偷走了两蒋日记，打算在近日展开追查。对李敖的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杨天石：我已经说过了，台湾“国史馆”保存的是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并非原件，没有“偷”的必要。

李敖对蒋介石的评价可能有情绪化的成分。例如，他宣称宋美龄和抗战时期被罗斯福派到中国的“特使”威尔基有绯闻，写过许多文章，其实并无其事。前些年，我写过《关于宋美龄和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以大量的材料考证，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李敖的性子，他肯定要反驳我的文章!但到现在为止，李敖还没有反驳我。

记者：有没有人向您质疑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杨天石：有。个别攻击我的人，说我使用蒋介石日记是“蒋干盗书”。有些好心的人也提出，蒋介石日记可靠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认为蒋介石日记比较可靠，史学家可以利用。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主要写给自己看的。蒋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原因是，第一，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好多个人隐私。早年的蒋介石有三重身份，一重身份是追随孙中山的志士，一重身份是信仰宋明理学的道学家，第三重身份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他的早年生活相当荒唐好色，逛妓院等在日记里都有记载，显然，这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第二，蒋介石日记里什么人都骂，最亲密的人也骂，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骂;另外，何应钦、李宗仁、胡汉民、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骂得很难听，比如说骂孙科是“总理的不肖子孙”、是“阿斗”，“卖党”、“卖国”等等。他这样一部日记，怎么能公布?

蒋介石写日记有几个目的，一是为了个人道德修养，一是为了总结从政经验，包括总结带兵、治兵和政治经验等。

我用蒋介石日记不是一点警惕都没有，比如说，蒋介石把抗战中每一次失败都说成是对日军的一个很大打击、是中国抗战的一个很大胜利，即使南京失陷、广州失陷、武汉失陷了，蒋介石都说从此倭寇会更困难。遇到这种地方我就有怀疑，他是不是故意把自己写得很勇敢?因此，我在研究蒋介石时，绝对不仅仅依靠日记，而是要用大量别的材料来对照、检验、补充。

实事求是研究蒋介石

记者：您曾根据蒋介石日记分析解释了“中山舰事件”等历史谜团，在您看来，“真实”对历史学研究意味着什么?

杨天石：历史研究是个长期过程，几十年、几百年后还会有人研究蒋介石，还会有新的发现。

我经常讲，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历史学之所以能存在并且对社会有用，其关键就在于要真实。如果历史学不真实，历史学也就死亡了。

记者：目前台湾的蒋介石研究情况怎样?两岸在这个课题上有没有交流?

杨天石：在大陆，蒋介石研究力图实事求是，比较多的学者对蒋介石其人有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在台湾，蒋介石的形象却在不断下降，研究者也日渐减少。其原因很复杂，一是在国民党威权时代，把蒋介石看得太高了，现在要还原;一是民进党搞“去中国化”、“去蒋化”，前一段时间，陈水扁不是要从军队营房中把两蒋铜像拆除吗?

现在在台湾，研究“台湾史”，一个鸡毛蒜皮的项目都可以拿到资助，发表以后还有奖金，工作也好找。所以台湾许多原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都改行去研究“台湾史”了。

记者：在中国大陆，蒋介石研究现状如何?

杨天石：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决策者，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蒋介石，给予科学的、全面的、准确的评价，不仅是推进、发展中国国民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史、台湾史、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实现民族和谐、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需要。去年，胡锦涛同志在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时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许多海外华人听了之后都很高兴。

我认为，不只是“可以研究蒋介石”，而是要将认识提高到“应该研究蒋介石”。

记者：您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说，以往的史学著作中“许多事件云遮雾绕，许多人物面目走形，……离真相过远”。在您看来，目前学术界对蒋介石的评判存在哪些方面的误解?

杨天石：现在网上对蒋介石的争论很厉害，意见截然相左。我的任务是：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记者：目前您在蒋介石专题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杨天石：首先是资料。大陆的蒋介石档案还没有完全开放，台北有关蒋介石的资料开放得虽然比较彻底，但是数量太大，“国史馆”收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有30万件，完全不让复印，要靠手抄。胡佛的蒋介石日记虽然开放了，但是，也要靠手抄，离全部开放更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当然，学术研究的环境也需要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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