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媛李香兰：在中日的民族夹缝中生存的女人

　　1932年，12岁的山口淑子亲历“平顶山惨案”，针对抚顺煤矿遭袭，日军对杨柏堡村附近平顶山居民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我从家里冲了出去，母亲在背后想叫住我，但我飞快地奔向了广场。松树根部的地上淌满了鲜血。追上来的母亲一把抱住我，我在母亲怀里大声哭了出来。”山口淑子在自传中回忆道。

　　《夜来香》这首歌驰名中外，这首老歌的演唱者李香兰，是民国时上海滩“七大歌后”中唯一的外籍艺人。9月7日上午10点42分，恢复本名山口淑子，抗战后回到日本生活的李香兰，在东京家中因心力衰竭去世，走时94岁。

　　如今再听李香兰的成名曲《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旧时上海滩华灯绮丽、舞池内裙裾飞扬、歌台上柔美婉转的画面仍然奔涌而来，只是这一切却凝聚在一个日本女人身边。

　　　一口京片子的山口淑子

　　1920年，李香兰出生在中国抚顺，那时她还叫山口淑子，祖父山口博酷爱汉学，父亲山口文雄也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这些中国元素，从小就在她的日本身体里，注入了一个“中国魂”。

　　惨案之后，和中国人过从甚密的父亲山口文雄被日本当局怀疑通敌，举家搬迁奉天。隔年，山口淑子被父亲的义兄、沈阳银行经理李际春将军收为义女，起名“李香兰”。同年，她拜俄罗斯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学习花腔女高音。

　　山口淑子还有一个义父——天津市长潘毓桂，她以潘淑华的名字在北平翊教女子中学就读。北京不同于被日本控制的奉天，抗日风潮高涨，山口淑子开始主动隐瞒身世，改掉见人就鞠躬的日本习惯，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并以中国人自居，一直到战争结束。

　　　站在北京城墙上的双面人生

　　李香兰是战时唯一一个在侵略与被侵略的两国都受到欢迎的女星。

　　1938至1940年间，从翊教女子学院毕业的李香兰步入影坛，相继拍摄了《蜜月快车》、《富贵春梦》等影片，这几部“五族协和”的政治宣传电影很快在日本走红，却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三十多年后，当李香兰作为日本参议员重回中国时，不停在媒体访问中忏悔自己年轻时拍摄的政治电影。

　　怀着“艺术没有国界”之心的李香兰，1942年离开电影公司，来到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她演唱的《夜来香》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版本，在大上海，她成为与龚秋霞、周璇等齐名的“七大歌后”之一。

　　走红的李香兰一直在双重身份之间挣扎，战争不留情面地撞上了她。在一次抗日集会上，在表态“假如日军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时，李香兰说：“我会站在北京的城墙上，这样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愿第一个死去，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李香兰没有死去。1945年日本战败，因为主演过《支那之夜》等辱华影片，李香兰被指控为汉奸罪，为了自保，她终于公开了隐瞒近十年的日本人身份。1946年，做回山口淑子的李香兰登上遣返船，听见广播里正播放她唱的《夜来香》。

　　山口淑子决心与“李香兰”一刀两断。在归国船上应群众请求开演唱会时，她说：“李香兰已经死了，今后我要做回山口淑子。”

　　对于这段从名誉顶峰跌进囹圄边缘的中国岁月，李香兰日后在自传中评价，“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在满洲国的兴衰中以李香兰的身份生活，这是我的命运。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种命运。”

　　　与“李香兰”和解

　　接受，或许是一位26岁女人与命运和解的唯一方式。而这种接受，在山口淑子此后68年的生命中从未停歇，她不停与“李香兰”这个名字和解，也不停与自己名字背后的中日恩怨和解。

　　上世纪50年代，为了谋生，山口淑子来到香港，以“李香兰”的名字为邵氏出演电影、灌录唱片;随后，她又进军美国好莱坞，当地媒体问她：“你来有什么想学的吗?”她答：“我想学吻戏。”好莱坞归来之后，她再为邵氏拍摄《一夜风流》时，吻戏已经落落大方不在话下了。

　　1959年李香兰与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再婚，中止了跌宕起伏的演艺人生。十年之后，她神奇变身，一跃成为法拉奇式的女记者，跑到越南、柬埔寨、中东前线采访，会见政商名流。

　　1974年，山口淑子又走上政坛，开启此后18年的参议员之路。但她又在此时回归李香兰的中国情结，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为日军慰安妇争取赔偿，多次访问中国。此时的山口淑子，已经不再纠结于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而是安于日中“精神混血儿”的自我认知。

　　在李香兰身上，人生的胜利与失败如夜来花香般缭绕挥之不去。作为胜利者，李香兰很长寿，甚至一辈子活出了别人三辈子的光芒;但作为失败者，她在祖国日本和成长地中国之间的夹缝里被命运捉弄，毕生都在极力摆脱错乱身份的枷锁。

　　这也许就是李香兰的命运：“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怆，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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